p{text-indent:2em;}“阿列克谢·阿尔谢尼耶夫。笔记。”
　　我坐着思考了好久，写什么呢？我一个劲地抽烟，整个房间烟雾腾腾，但是不感到苦恼，只是有些优郁，内心是平静的。最后我写道：
　　“H公爵到编辑部来过，他是著名的托尔斯泰的信徒。他有一份关于图拉省饥民救济捐款和支出情况的报告，要求发表。他很胖，但不魁梧，穿一双高加索式样的软靴，戴一顶卡拉库尔羊皮帽，大衣领子也是卡拉库尔羊羔皮做的。这些穿戴虽然破旧，却很贵重，而且干干净净。灰色软上衣腰里系着皮带，显出圆滚滚的肚子，鼻子上架着金边的夹鼻眼镜。他待人谦逊，但他那端正优雅、油光水滑、白白净净的面孔和冷冰冰的眼睛使我极为不舒服，我立即对他产生恶感。当然，我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但也完全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我希望生活和人都美好，能激起爱和欢乐的感情，我只憎恨有碍于爱和欢乐的东西。
　　“前几天我沿着博尔霍夫大街往上走，看到了一幅太阳西沉的景象：天寒地冻，西边天空渐渐清澈，一片青绿、透明、寒冷的天空映着明净的暮光，照着整个城市，勾起人们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和忧愁。人行道上站着一个衣衫褴褛、脸冻得青紫的老人。他是个流浪乐师，正拉着破旧的手摇风琴；那长笛般的哨声、颤音、沙哑声，那从哨声和沙哑声之中进发出来的浪漫曲调，那样悠远，带着异国情调和古风，弥漫了这凛冽的黄昏，也使人内心充满忧伤——唤起种种梦想和怜借之情……
　　“我到处感到苦闷或恐惧。两星期前我看到的一件事至今还历历在目。也是个黄昏。只不过阴沉晦黯。我偶然走进一座不大的教堂，看见传道高台近旁离地板很近的黑暗处，摇曳着烛光。我走近一看，不禁呆若木鸡：三支小蜡烛粘在一口小棺材的前端，凄楚地微弱地照着四边围满纸花的粉红色小棺材，照着躺在里面的黑皮肤、凸前额的婴儿。要不是他的小脸现出瓷器一般的颜色，紧闭的凸眼皮呈雪青色，小嘴嘬成三角形，要不是这永恒的宁静和永世的孤独的气氛，他完全象是睡着了！
　　“我已写出并发表了两篇小说，不过全是虚构的，令人不快。一篇讲饥饿的农夫，我没有见过这些人，也谈不上怜悯他们；另一篇写的是地主破产这个过时的题材，内容也是臆造的。其实我想写的只是破产地主P的屋前那株高大的银白色杨树，再就是他书房柜子上的鹞鹰标本，它张开驳杂的褐色翅膀，一只闪闪发光的黄玻璃眼睛永远朝下望着，假使写破产，我也只想描写它诗意的一面，写那感伤动人的东西：贫瘠的土地，贫穷残败的庄园，花园，奴仆，马匹，猎狗以及把前房让给后辈而自己栖息后房的‘老东家’。还要说说‘少东家’：他们不学无术，游手好闲，不名一文，然而自视血统高贵，是高人一等的贵族阶层。贵族式这檐帽、斜领衬衫、灯笼裤、长统靴……聚到一块就是酗酒，抽烟，夸夸其谈，拿古老的装香摈酒的高脚杯喝伏特加，将空弹上进枪膛，狂笑着朝蜡烛开枪，把烛火射灭。这些‘少东家’中有个姓口的，完全离开破落的庄园，搬到磨坊去和情妇一起住在小木房里，当然，磨坊早已停业了，这情妇几乎没有鼻子，他们睡在木板床上，铺着麦秸，或者睡‘在花园里’，也就是木屋近旁的一棵苹果树下。苹果树枝上还挂着一块破镜子，镜子里映着白云。闲极无聊时，他就坐在树下，用石头去打鸭群，那是磨坊附近水湾里农夫放养的，每扔一块石头，鸭子就立刻嘎嘎直叫，喧闹着成群结队地扑到水中。

　　“瞎老头格拉西姆是我家的旧仆，跟所有的瞎子一样，走路时微微翘起脸，好象在倾听，凭一根棍子本能地摸索道路。他住在村头一间小破房子里，孤苦伶什，只有一只鹌鹑为伴。那鹌鹑在韧皮编的笼子里一个劲地扑腾，撞到麻布做的顶篷上，日复一日，头上的毛都秃了。格拉西姆虽说眼瞎，可到了夏季，总是一大清早到地里去捉鹌鹑，聆听它们抑扬顿挫的音调，暖风吹拂到瞎子脸上，鸟声随风飘进田野。格拉西姆说，鹌鹑离捕网愈近，叫声就一下比一下热烈，一下比一下响亮，一下比一下更让捕鸟人紧张，那种揪心的感觉比世上一切东西都美。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大公无私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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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波尼马——指八○至一四○厘米高的矮马。
　　十五
　　我不愿到编辑部去吃早饭，于是来到莫斯科大街上，走进一家小酒馆。我喝了几杯伏特加，要了条鲜鱼下酒，我盯着盘里切成薄片的鱼头，心想：“这也值得记下来，鲱鱼有珠母色的腮。”接着我吃了一道沙锅炖的酸白菜焖鱼。酒馆里人客满座，低矮的餐厅里，飘散着薄饼和煎胡瓜鱼的气味和呛人的油烟。白衣跑堂弓着背，仰着后脑勺穿来穿去，象跳舞一般。体现了俄罗斯精神的老板，神气活现地站在柜台后面，斜着眼监视着每一个跑堂，既严厉又笃信上帝，这是他早已演惯了的角色。在小市民围坐的桌子中间，轻轻地走动着几个黑衣修女，她们穿着粗笨的带提靴环的靴子，身材矮小，象白嘴鸦一样。她们默默地向小市民们鞠躬，递上封面上饰有银边十字架的小黑书，小市民们蹙起眉头，从钱包里挑出几枚难看的戈比……这一切似乎是我的梦的继续，伏特加、酸白菜焖鱼和童年的回忆使我微微有些醉意了，泪水不由涌了上来……回到客栈后，我躺下就睡着了。醒来时已是薄暮时分，心情惆怅和懊悔。我对着镜梳了梳头，发现自己的头发太长，艺术家的风度太过分了，看着不舒服，就上理发馆去。理发店里坐着一个矮胖子，围着自罩布，脑袋亮光光的，一双兜风耳，活脱脱象只蝙蝠。理发师在他的上唇和两颊上涂上一层厚得出奇的肥皂泡沫，拿把刺刀灵巧地刮了又涂，涂了又刮。这一次是从下往上刮的，轻轻几下，就草率完事。蝙蝠叉开两腿，抬起半截身子，拉开罩布，弯下腰去，一只手按住胸部，另一只手洗那通红的脸。
　　“洒点花露水吗？”理发师问。
　　“要一点。”蝙蝠说。

　　于是理发师用喷子咝咝地喷了点花露水，又用一条毛巾轻轻地沾了沾蝙蝠的湿润的双颊。
　　“先生，请！”他揭掉罩布，话音清晰地说。蝙蝠便站起来了，那模样可真吓人：一双大耳伸在大大的脑袋上，面孔又大又瘦，象张红羊皮，刮过的脸上，眼睛发出婴孩一般的亮光，嘴一张，黑洞洞的。他身材矮小，宽肩膀，躯干短得象蜘蛛，而且腿又细，象鞑靼人那样弯着。他塞给理发师一点小费，穿上漂亮的黑大衣，戴上圆顶礼帽，点起一支雪茄，走了。理发师转过身来对我说：
　　“您知道他是谁吗？是头号富商叶尔玛科夫。您知道他一向给多少小费吗？您瞧！”
　　他伸开手掌，开心地笑着说：
　　“不多不少，两戈比！”
　　理完发，我又习惯性地上街溜达溜达。孤独和忧愁使我早已养成上教堂的习惯，一看见教堂的庭院，我就进去了。诵经台周围高高的烛台上，成束的蜡烛发出灼热的光，照得教堂里暖融融的，充溢着一种忧郁的节日气氛。台上放着一个铜十字架，十字架上镶着假宝石，神职人员站在台前，满含怜悯和悲伤之情唱道：“主啊，我们在你的十字架前礼拜……”暮色里，一位大个子老头儿站在门口，他穿一件长长的厚呢外衣，一双皮套鞋，身材粗壮结实，象一匹老马。他也跟着唱，似乎在教训什么人，声音低沉而严厉。诵经台旁的人群中站着一个香客，他面前的金黄色的烛光和煦地照着他。他长得象穴居人一样干瘦，清癯发黑的脸孔低垂着，严肃而冷静。又长又黑的头发一绺绺地象原始人、僧人和妇女那样耷拉在两颊上，几乎看不清他的模样。他左手紧握一根长木杖，日积月累，木杖被磨得光亮亮的。他背后背着个黑皮囊，独个站在一旁，一动也不动，和别人保持着距离。我看他，热泪盈眶，胸中升腾起无法抑制的对俄罗斯、对祖国、对她全部蒙昧的古代缅怀和感伤之情。有个人站在我后面，用蜡烛轻轻碰了碰我的肩膀下面，我转过脸一瞧：原来是个老太婆，她穿一件肥大的外衣，披一条大围巾，弓着身子在我背后，暴着一枚牙齿。她说：“敬十字架用的，老爷！”她的小手冻得冰冷僵硬，指甲青紫，我顺从地接着蜡烛，很高兴，于是朝耀眼夺目的烛台迈了一步，笨拙地把这支蜡烛同其它的蜡烛搁在一起。我的笨拙动作使我感到客臊，突然，我起了一个念头；“走！”于是，我后退一步，鞠了躬，迅速而小心翼翼地在黑暗中向大门走去，身后留下教堂中舒适可爱的光明和温暖。台阶上，迎接我的是阴冷的黑暗和在高空中呼啸的风……我戴上帽子，对自己说：“走！”决定到斯摩棱斯克去。
　　为什么要到斯摩梭斯克去？我想望过勃良斯克的一切，勃良斯克森林，勃良斯克绿林好汉……我拐进一条胡同，走进一家小酒馆。有个无赖正坐在桌旁低着头，借酒装疯，大声叫道：“我自作自受，落得当苦役的下场！”这是一出俄国人惯演的顾影自怜的把戏。另一张桌旁有个人仰着头，嫌恶地望着他，那人蓄着两撇稀疏的小黑胡子，脖子细长，喉包尖而大，在颈前薄薄的皮肤下面蠕动，看来是个小偷。柜台旁有一个高个子女人，酒气醺天，晃晃荡荡地摇着身子，她的连衣裙湿漉漉的，紧贴在两条细腿上，显然是个洗衣妇。她敲着柜台，正向掌柜诉说什么人的卑鄙行径，手指控洗得干干净净，象玻璃一样放亮。一只盛着伏特加的棱形酒杯摆在她面前，她间或端起来拿在手中，却总没喝，一会儿又放下来，接着话题说下去。我想喝点啤酒，可是酒馆里空气霉湿，冲鼻难闻，灯光也太暗，还有水从结了冰的小窗台上，从窗台上的一堆烂抹布上流下来……

　　偏巧，阿维洛娃家的餐室里来了几位客人。“啊，我们可爱的诗人！”她说，“你们还不认识吧？”我吻了吻她的手，又同客人们寒暄了一番。同阿维洛娃坐在一起的是一位老先生。满面皱纹，唇髭剪得齐齐整整，还染成了揭色，头上的假发也是褐色的，身穿白丝背心和黑色常礼服。他赶忙站起来，鞠了躬，谦恭地回敬了我，动作出奇地灵活，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我挺喜欢他的常礼服大襟上镶着黑缏，一见之下不禁动了心，极想自己有那么一件才好。桌子正中坐着一位太太，爱絮絮叨叨又善于词令，她向我伸出象海豹的鳍脚一样结实丰满的手，手光滑得象枕形肉包子一般，上面可以看到手套接缝留下的一行行齿形压痕。她口齿伶俐，说话急促，还多少带点喘息。她完全没有脖子似的，身子相当肥胖，特别是后背和两腋附近。她腰间的紧身束得紧紧的，象卵石一样滚圆、梆硬，肩膀上搭着一块烟灰色毛皮。毛皮的气味掺和着沁人心肺的香水、毛料衣服、温暖的身体的气味，浓烈得真叫人难以透气。
　　十点钟，客人们起身告辞了，临行恭维了主人一番。
　　阿维洛娃笑了起来。
　　“哎，总算走了！到我房里坐坐吧，该把这儿的气窗打开……咳，亲爱的，您怎么啦？”她娇嗔地说，同时向我伸出两只手。
　　我握着她的手说：
　　“明天我要走了……”
　　她惶惑地看了看我：
　　“上哪儿？”
　　“斯摩棱斯克。”
　　“为啥？”
　　“我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去了斯摩棱斯克又会怎么样呢？来，咱们坐下来吧……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坐到沙发上，沙发上罩着的是夏天用的条子斜纹布套。
　　“您看这斜纹布，”我说，“跟火车上的一模一样。甚至看见这斜纹布我的心就不能平静，连它也催我走呢。”
　　她往里坐，两只脚就露在我眼前。
　　“不过，为什么去斯摩棱斯克？”她问，用疑惑不解的眼光盯着我。
　　“然后去维切布斯克……波洛茨……”
　　“为啥，”
　　“不知道。首先，我很喜欢这几个地名：斯摩梭斯克，维切布斯克，波洛茨克……”
　　“这不是开玩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