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从来不迷信，也不可能有迷信思想，但是，当他看到为他开的住院许可证上写着“13号楼”的时候，他的心不知为什么却为之一沉。这是很不明智的，就该把什么假肢楼或者肠道楼称为13号楼。
　　然而，目前除了这所医院，整个共和国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能治他的病了。
　　“可我这儿并不是癌，对吗，大夫？我这儿不是癌吧？”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面轻轻摸着自己脖子右侧那个可恶的肿瘤，一面怀着希望问道，那肿瘤几乎天天在长，不过外面还是那么紧绷着白皙完好的皮肤。
　　“不是的，当然不是，”东佐娃大夫在以龙飞凤舞似的笔迹写一页页的病历过程中，不下十次用这样的话安慰他。她写字时戴上那圆角方框眼镜，一停笔就把眼镜摘下来。她年纪已经不轻，面色又有点苍白，显得很疲倦。
　　这还是几天前门诊时的情形。指定到癌症楼去的病人，哪怕只是去门诊检查，夜里就会睡不着觉。而东佐娃决定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立即住院，愈快愈好。
　　在两星期之内，这出人意料、来得突然的病，像雪崩一样压到了一个无忧无虑、颇有福气的人头上，不仅如此，现在还有一件事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苦恼的程度不亚于疾病本身，那是指他不得不作为一般病人住进这所医院，可他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治病住过普通病房了。于是就动用电话——打给叶夫根尼·谢苗诺维奇，给申佳平打，也给乌尔马斯巴耶夫打，而对方又往医院里打，问这所医院里有没有专家，能不能临时腾出一个小房间作为特殊病房。可是，由于这里实在太挤而毫无结果。
　　惟一通过院长说受了的是，可以免去急诊室、大澡堂和更衣间的一套手续。
　　于是，尤拉把他们那辆载着父亲和母亲的浅蓝色“莫斯科人”小轿车一直开到“13号楼”的台阶跟前。
　　尽管外面相当冷，但在露天的水泥台阶上，却有身穿破；日绒布病号衫的两个女人瑟缩着站在那里。
　　从见到这两件不干不净的病号衫开始，这里的一切都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讨厌：台阶面上的水泥由于人来人往而磨损得厉害；门把儿被病人的手抓得失去了光泽；候诊室地板的油漆已经剥落，高高的橄榄色护墙板着上去已经很脏，一些由板条钉起来的长凳上坐满了人，远道来的病人就直接坐在地上，他们之中有穿带约印棉袍的乌兹别克男人，有包白头巾的乌兹别克老太婆，而年轻的乌兹别克妇女，包的则是雪青色和红红绿绿的花头巾，这些人脚上穿的都是带套鞋的长筒靴。一个俄罗斯小伙子独占一条长凳躺在那里，身上那解开衣襟的大衣直拖到地板，他瘦得厉害，可肚子却鼓得很高，由于疼痛他不停地叫喊。他的声声号叫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刺耳和心烦，仿佛这小伙子不是由于自己的，而是由于他鲁萨诺夫的痛楚才如此叫喊。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脸变得苍白，连嘴唇都变得没有血色，他停下来悄声对妻子说：
　　“卡芭！在这里我会死的。没有必要。咱们回去吧。”
　　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了握：
　　“帕申卡！咱们能回哪儿去呢？……往后怎么办？”
　　“也许跟莫斯科方面还能找到l路……”
　　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把盖着一头漂亮的古铜色短发卷而显得更宽的大脑袋整个转向了丈夫：
　　“帕申卡！莫斯科方面，这也许还得过两个星期，说不定根本疏通不了。怎么能等呢？那个东西一天比一天大！”
　　妻子紧紧握着他的手，给他壮胆。在社交和公务方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自己是很有主见的，在家庭事务中他却总是依赖妻子。使他心里觉得更愉快、更踏实的是，凡是这方面的重大事情，她都能迅速而正确地作出决断。
　　长凳上的那个小伙子还在没完没了地叫喊！
　　“说不定医生会同意出诊……咱们付钱……”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指望这样，但心里没有底。

　　“帕申卡！”妻子在劝说，心里跟丈夫一样痛苦。“你是知道的，就我自己来说，一向最主张这样：花点钱请医生来家看病。可是我们已经问清楚了，这里的医生不出诊，他们不收钱。况且他们离不开仪器设备。不行……”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自己也明白这样不行。他说这个只不过是抱着一线希望而已。
　　根据跟肿瘤医院院长的约定，下午两点钟护士长该在这里的楼梯脚下等候他们。此刻正有一个病人拄着双拐从楼梯上小心翼翼地下来。可是，护士长不在那里，楼梯底下她的那个小房间也锁着门。
　　“跟谁事先说要了也没有用户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发火了，“发给他们工资究竟是为了什么！”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肩上还是那么裹着两张揭狐皮，沿着写有“禁止穿外衣入内”的走廊往前走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仍站在前室里。他提心吊胆地把头轻轻侧向右边，触了触锁骨与下颌之间的那个肿瘤。得到的印象是：半小时之内——从刚才他在家里对着镜子围围巾时看了最后一眼到现在，它似乎又长大了些。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浑身虚弱，真想坐下来。可是所有的长凳看来都很脏，况且还得请一个裹着头巾、两腿中间放着一只油腻口袋的娘儿们挪一挪。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好像从老远就闻到了这只口袋所散发出的难闻的气味。我们的居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出门时带整洁的手提箱！（不过，现在既然有了这个肿瘤，一切也都无所谓了。）鲁萨诺夫站着，轻轻靠在墙的凸缘上，忍受着那小伙子的叫喊和眼睛所见的一切以及鼻子所闻的一切的折磨。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庄稼汉，端着一只容量为半升、贴有标签的玻璃罐，里面几乎盛满了黄色液体。他并不遮掩这罐子，而是像经过排队才买到的一杯啤酒那么自豪地举着。这庄稼汉走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跟前停了下来，差点儿把这玻璃罐伸到他鼻子底下。此人本想向他打听，但看了看他头上的海狗皮帽也就转身往前走了，去找那个拄双拐的病号：“行行好！这该往哪儿送，啊？”断腿的病号指了指化验室的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只觉得恶心。
　　外面的门又打开了，进来一个不戴白帽子、只穿白罩衫的护士，模样不俊，脸实在太长。她一眼就看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并且料到是谁，所以走到他跟前。
　　“对不起，”她匆忙得气喘吁吁地说，脸红得跟涂了口红的嘴唇一个颜色。“请原谅！您等我很久了吧？那边运来了一批药，我在签收。”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本想用尖刻的话回答她，但克制住了没说。等待已经结束，这够使他高兴的了。尤拉提着一只手提箱和一兜子食品走过来，跟开车时一样只穿一身西服，没戴帽子。他很镇静，蓬松的浅黄色额发晃动不已。
　　“跟我来吧！’护士长朝楼梯底下她那小仓库走去。“我知道，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跟我讲过，您不打算穿医院里的病号服，并且随身带来了自己的睡衣，不过，那是还没有穿过的，对吗？”
　　“刚从商店里买来的。”
　　“必须这样，否则就得经过消毒，这您知道吧？您就在这里换衣服。”
　　她打开一扇胶合板门，拉亮了灯。这个斜顶小房间没有窗户，墙上却挂着许多用彩色铅笔画的图表。
　　尤拉默默地把手提箱送进去就出来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便进去换衣服。护士长急于利用这段时间赶到别的地方去一趟，但这时正巧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走了过来：
　　“姑娘，您这样急急忙忙做什么？”
　　“噢，我还有一点点……”
　　“您叫什么名字？”
　　“米塔。”
　　“一个多么奇怪的名字。您不是俄罗斯人吧？”
　　“是日耳曼人……”
　　“您让我们等了好久。”
　　“请原谅。我这会儿正在那边签收……”

　　“好吧，听我说，米塔。我希望您能知道，我丈夫……很有贡献，是个非常宝贵的干部。他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好，我记住。”
　　“您要知道，他一向是由别人照料惯了的，而现在又得了这么严重的病。能不能派一个值班护士专门服侍他？”
　　米塔那本来就忧虑不安的脸上现出更加忧虑的神色。她摇了摇头：
　　“我们这里，除了手术病人不算，白天3个护士护理60个病号。而夜里是两个护士值班。”
　　“您瞧，果然是这样！在这里即使人快要死了，也喊不到护士来跟前。”
　　“您为什么这样想呢？对所有的病人我们都会给予照料的。”
　　对“所有的”！……既然她说过“对所有的病人”，那还有什么好对她解释的呢？
　　“不用说，你们的护士还要换班，对吗？”
　　“是的，12小时换一班。”
　　“这种无专人负责的治疗太可怕了…我宁可跟女儿轮流在这里侍候！我也愿意自己花钱请一个专人护理，可是我听说，这也办不到，是吗？……”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况且病房里连一把多余的椅子也没地方放。”
　　“我的天哪，我能想像出这是什么样子的病房啊！还是得去看看！那里有多少病床呢？”
　　“9张。能马上住进病房，这还算是不错的了。我们这里，新来的病号都躺在楼梯上和走廊里。”
　　“姑娘，我还是得提出请求，您熟悉这里的人，事情会比较好办些。您去跟哪位护士或护理员讲好，让她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关照不同于一般的……”这时她咋呼一声打开了一只黑色的女用大手提包，从里边掏出3张50卢布的钞票。
　　站在旁边默不作声的儿子，这时把身子转了过去。
　　米塔把两手放到了背后。
　　“不，不！不能这样委托。……”
　　“可我并不是给您呀！”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硬把3张展开的钞票往她怀里塞。“既然按合法规定办不到……我付工钱就是了！我只是请您转达我的一点心意而已！”
　　“不，不，”护士长冷冰冰地说。“我们这里没这个规矩。”
　　随着小房间门的吱轧声响，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身穿绿色和褐色条纹新睡衣、跟着暖和的毛皮镶边拖鞋走了出来。他那光秃秃的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深红色的绣花小圆帽。此刻，在没有冬大衣领子和围脖遮掩的情况下，他脖子侧面那个有拳头大的肿瘤看起来格外让人害怕。他的脑袋已不是正中地支撑着了，而是微微偏向了一边。
　　儿子去把换下来的衣物统统收进手提箱里。妻子把钱藏进包里，惴惴不安地望着丈夫：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冷呢？…刚才应该带一件厚长衫。我会送来的。对了，这里有一条小围巾，”她把围巾从他衣兜里掏了出来。“围上好了，免得着凉！”她裹着褐色狐皮领和皮裘，身体显得有她丈夫3信粗。“现在你到病房里去，安置一下。把吃的东西都放好，好好看看和想想，还需要什么，我坐在这儿等着。待会儿你下楼来告诉我，傍晚我就会把东西都送来。”
　　她并没六神无主，她总是把什么事情都考虑得很周到，不愧为丈夫的生活伴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怀着感激和痛苦的心情看了看她，然后看了看儿子。
　　“这么说，尤拉，你要走了？”
　　“是晚上的那趟火车，爸爸，”尤拉走到跟前说。对待父亲他保持尊敬的态度，但是毫无热情，即使是此刻，与留下来住院的父亲离别，也像平时一样，一点也不激动。他对待一切都是漠然的。
　　“那就走吧，孩子。这可是你头一回出差去办重要的事情。一开始你就要保持公正的口气。不能心肠太软！心肠软了反而会害了你自己！要永远记住，你不是尤拉嘈萨诺夫，不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你是法律的代表，明白吗？”
　　尤拉明白也罢，不明白也罢，反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此刻很难找到更确切的话来说。米塔不知所措，急着想走。

　　“我和妈妈还要在这儿等你的，”尤拉微微一笑。“你先上去看看，别急着告别，爸爸。”
　　‘您自己能走到那里吧卢米塔问。
　　“我的天，人家勉强站得住，难道您不能把他扶到床前吗？把兜子带去！”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像个孤儿似地望了望自己的家人，拒绝了米塔的搀扶，自己牢牢地抓住栏杆，开始上楼。他的心怦怦直跳，而这还决不是因为登高。他沿着梯级往上走，犹如被押上那个……怎么称呼它呢……像讲台似的高处去砍掉脑袋。
　　护士长提着他的兜子，抢在前面跑上楼去，在那里她向玛丽亚喊了几句什么话，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还没走完第一段楼梯的时候，米塔就已经从楼梯的另一边跑了下来，并且迅速走出大楼，以此向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表示，她的丈夫将会在这里得到怎样精心的护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缓慢地登上楼梯拐弯处那宽阔的平台，这样的平台只在古老的建筑物里才有。在楼梯中间的这块平台上，放着两张有病人的床，旁边还有床头柜，居然一点也不影响人们上上下下。其中一个病人情况不妙，心力衰竭，正在通过氧气袋输氧。
　　鲁萨诺夫竭力不看他那没有转机的脸，扭过身去望着上面继续攀登。但在第二段楼梯顶上等待着他的也不是令人振奋的景象。护士玛丽亚站在那里。她那黝黑的神像式的脸上既没有笑意，又没有问候的意思。她个子很高，又瘦又扁，像个士兵在那里等他，而且马上就通过楼上的穿堂间在前头带路。从这里开始，有好几个门，凡是不挡住门的地方都有病床，上面躺着病号。在没有窗子的拐角上，一盏经常开着的台灯照亮了护士用的一张小写字台，还有她的配药桌子，旁边墙上挂着一个带毛玻璃和红十字的壁柜。他们从桌子旁边走过，再经过一张病床跟前，玛丽亚就伸出瘦长的胳膊一指：
　　“从窗子那里算起第二张床。”
　　话音刚落她就匆忙走开，这是一般医院令人不快的特点：不站上一会儿，也不聊几句。
　　病房的门经常是敞开着的，但尽管是这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进门时还是感觉到潮湿、浑浊和混杂着药品的气味，对他这样嗅觉灵敏的人来说，这使他很难受。
　　病床都垂直墙壁而放，排得很挤，狭窄的通道只有床头柜那么宽，即使是病房中间的通道也仅能容两个人擦肩而过。
　　在这中间通道里，站着一个穿粉红色条纹睡衣的矮敦敦的宽肩膀病人。他的整个颈脖都用绷带包扎得很紧很厚，纱布几乎碰到了耳垂。绷带的白箍使他那褐发蓬乱、木呆呆的沉重脑袋不能随便动弹。
　　这个病号正在声音沙哑地讲什么故事，其他病号在床上洗耳恭听。鲁萨诺夫进来时，他整个身躯，连同跟身躯牢牢连在一起的脑袋，转向了鲁萨诺夫，以毫无同情的眼神打量了一下，说道：
　　“嗬嘿，又来了一位癌友。”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认为没有必要理睬这种不拘礼貌的讲话。他感觉到此刻整个病房都在瞧着他，但他根本不想相应地也打量一下这些偶然与他同住一起的人，甚至连招呼也不想打。他只是在空中摆了摆手，示意那个揭发病号靠边站。那人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走过去后，又把整个身躯连同铆结实了的脑袋转了过去。
　　“喂，老兄，你得的是什么癌？”他问，声音含混不清。
　　已经走到自己床前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听到这一问话，简直像滑了一跤。他抬起眼睛盯着那个无礼的家伙，竭力不使自己发作（但他的肩膀还是抖动了一下），庄重地说：
　　“什么也不是。我得的根本不是癌。”
　　褐发鬼鼻子里吭味了一声，接着就让全室都听见他的议论：
　　“嘿，傻瓜一个！如果不是癌，难道会安排到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