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历山大·沃纳的小说《墙中窗》里，出乎意料的是，桑椹王也在字里行间穿行。他在这里变身女人，脖子上的蓝色条纹变成了首饰。她脖子上蹲着我童年时的桑椹王。“她接过父亲递给她的玻璃杯，一饮而尽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粗壮的脖子上有一根黑丝绒带，上面挂着块奖牌。一个月后，我们明白了父亲没错。我问他母亲是如何杀死自己的，我的问题纯粹是个形式，因为我知道，杀死她的是这根黑丝带??恐怕这勒紧的颈带（手指稍微往里一钩，就能把她勒死）是她直挺挺地躺着不动的原因吧。”
　　朋友死后，再看到绳子总让我感觉异样，我一直避免接触它们。公车上的悬挂把手我不会去碰。大衣挂在立式衣架上，仿佛脑子里响指一打，脚在其中停留了一瞬，随后离地而去。我在车站的书报亭买了张明信片，讲解各式领结的打法。领结是衣领下、环绕脖颈的再明显不过的绳套。我买得太轻率了，我以为自己能够直面这领结的大阅兵。为了驱走恐慌，我长久地盯着它看，直到它不再干扰我。我把明信片塞到抽屉的最下面，一躺就是好几年。我不会把它寄给任何人，也不想扔掉。
　　谋杀常常被导演成自杀。反过来，轮到自己人时，自杀也可能被说成是意外。所有中上层干部都效仿齐奥塞斯库打猎的爱好，有的出于自愿，有的则是不得已。打猎成了干部们的一项体育运动，森林里的党员活动，最偏僻的小地方的官员也不例外。蒂莫什瓦的一个干部，因为厌倦了生活，在猎鹿时，趁没人注意，将一颗子弹射进自己嘴里。报纸的“纸房子”说，他在打猎时意外身亡。我认识一个大学生，她父亲当时也在场，所以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我们生活在死亡的威胁之下，生命的长短全由国家定夺，看到这种报道往往会生出许多苦涩的幽默。我那个四五年后被吊死、档案中被写成是自杀的建筑工程师朋友，听到这“狩猎事故”时说：“原本是猎人打鹿，但鹿却穿过了这位猎人的上腭。”我们就“上腭之鹿”编起了笑话，笑话又带出新的笑话，成了连环笑话：“宁要手中麻雀不要口中之鹿”，或者“宁要村中教堂不要柜下臭虫，宁要柜下臭虫不要棺上盖子”。每个人添点油加点醋，编出一篇即兴童话，一个由零星图像拼成的马赛克，一个压一个，成为小组的一种诗歌练习，用讽刺和挖苦平抑每人心中的恐惧。游戏产生了一种活力，因为每个人都把前面一句进一步推向荒谬。我们的作品像德国童话一样规规矩矩地开始：“从前啊，”紧接着一个罗马尼亚式童话的开始：“从前啊，和从未发生过一样。”罗马尼亚童话都是这样开始的。以这样一个经典罗马尼亚式童话的开端，直指政府蹩脚的谎言，已经足够大家爆笑一场。我们还可以这样不断滚动下去：“从前啊，和从前一样，当时啊，和从未发生过一样。从前啊，也无所谓怎么样。从前的某一次啊，数不清是在第几次了，和从未发生的一样。从前啊，从前的最后一次，打猎时啊，一个猎人，和别的猎人一起，不知道啊，总共是多少猎人。当四周啊，不知道方圆多少里，再没有第二个猎人的时候啊，除了这一个，也不知那是几个猎人当中的第几个??”这种比对要不断升级直到顶点，句子则变成迷宫。

　　在纵横交错之中的某一个地方，猎人柔弱的粉红上腭要赤身奔跑在森林坚硬的土地上，它必须碰到一只鹿，要长大，长出皮毛和鹿角，和鹿接近到足够以假乱真的程度，最后被自己的主人一枪打死。具体如下：“上腭和鹿彼此相像，像森林和森林相像，像树和树枝和树叶与别的树和树枝和树叶相像，像旗子或豌豆和别的旗子或豌豆相像，正如某个同志和另一个同志相像。”我们有个句子迷宫一览表，很长，那是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把无数路径和弯道放进去，直到脑子里乱成一团。
　　上面的内容是我自己新编的，原来的早已淡忘，但大致意思是一样的。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渴望激怒了国王。习诗使我们更加渴望生命。不加掩饰的幽默笑话是对现政权解体的一种想象，同时也是给自己打气，因为我们嘲讽的对象随时可能终结我们的生命。与其说集体创作笑话给我们带来了喜悦，毋宁说那是我们偷来的喜悦。房间里的确有我们嘲弄的臭虫——窃听器。有时，我们已经记不得哪些内容是自己或朋友编的，在天知道第几次的审讯中，审问者会倒回到这段已被遗忘的时间，用特工分析方法，就我们的“反动观点”个别对质，一字一句和我们清算。有时，他们还把整个故事翻译成蹩脚的罗马尼亚语，翻译后的文字幽默感荡然无存。审讯往往要持续半天，直到自己的脑袋都不知道是谁的了。审讯终于结束之后，我们坐在一起商量对策，如何在否认自己言行的同时不致牵连别人。我们的故事翻成罗语后，政治风险没有降低，文学性却被严重歪曲，诗意丧失殆尽，这是我十分不愿看到的结果。审问时，连续几个小时的反刍让我渐渐忆起原文，我本能地想恢复原文中的诗意，但我必须忍住，否则就成了自我控告。

　　每次，当审问者认为已将死我的时候，总会以一种胜利者的口吻说：“你瞧，事物总是相关联的。”他说得对。但他不了解，在我头脑中，有多少事情，又是哪些事情关联在一起是违背他的。他坐在一个抛光的大写字台前，而我面前是一张刨得不平的小三角桌，这在我就已经是一种关联。“你瞧。”是的，我瞧见了，桌面上的许多凹痕，那是其他受审的人——对他们我们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留下的。连续几小时的审问，我必须一直盯着审问者看，这让他成了国王。他的光头恐怕需要我祖父战俘营的理发师来处理，他裤角和袜边之间露出的小腿肚上一根毛都没有，闪着难看的白光。是的，在他脑子里，所有事情联系在一起对我很不利，但我脑子里联系的是别的东西：如象棋子中站着一只王，微微鞠躬，审问者体内也有个王，是杀人的王。那是我刚刚开始受审中的一次，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刨子幽灵也来了。窗玻璃在阳光下泛着波浪形微光，在地板上洒下一圈圈白色的光环。在审问者横穿房间时，光环爬上他的裤腿。我暗自希望他蹒跚一下，让光环爬进他的鞋，穿过脚掌将他杀死。
　　几个星期后，国王不仅走进他光头上消失了的头发，也走进我依然存在的头发。我们俩的桌子中间，明亮的光环又落在地板上，蛇一样盘旋着，比平时要长。外面风很大，光环飘忽不定。审问者一忽儿站起来，一忽儿又坐下，显得神经兮兮。刨子幽灵很不安，审问者一直看着它。我一动不动坐在那儿，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刨子幽灵只是个影子，像小丑一样跳来跳去。他在我和刨子幽灵之间失去了控制。他走过来走过去，在我桌边大声咆哮着，我感觉耳光就要上来了。但他举起的手，却从我肩膀上捏起一根头发，准备让它在两指之间落到地板上。我不知为什么突然对他说：“请把头发放回去，那是我的。”他慢慢地——像慢镜头一样——把胳膊放到我肩膀上，摇摇头，穿过光环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的树笑起来，他的笑带着回声。趁他笑的时候，我顺着眼角看了一下我的肩头，他真把头发按原样放回去了。这一回，国王之笑也没用，他对头发插曲没有思想准备。他从马鞍上被甩得太远，落得个出丑。我感到一阵愚蠢的满足，好像我从此把他牢牢攥在手心。他的摧毁训练只在程序正常时起作用，他只会按部就班，即兴发挥对他来说是一种冒险。这一切并不真实，是纯粹的臆想，但对我有用。

　　头发与理发师总是和国王有关。我和朋友们离开住所前，会把头发放在门把手上、柜子把手上，抽屉里的手稿上，书架的书上。这是机警而不为人注意的标志，能告诉主人不在家时是否有过不速之客。“差之毫发”、“发丝般纤细”、“发丝一样精确”，对我们来说不只是固定的用法，它们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在小说《心兽》中写道：“我们的心兽像小鼠一样溜走。它们将皮毛扔到身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事后予以谈论，它们会更长久地滞留在空气中。写信时不要忘记写日期，永远记着往信封里放一根头发，埃德加说，如果头发不见了，就说明信被打开过。我心想，一根根头发，就这样随着火车走遍整个国家，深色的是埃德加的，浅色的是我的，库尔特和乔治是红色的。”
　　我的朋友罗尔夫·波塞特，准备离开罗马尼亚前往德国的时候，家里被秘密警察彻底翻了个遍，所有信件和手稿都被带走了。他们走后，波塞特拿起一把剪刀，默默地走到盥洗室的镜子前，剪下一缕头发和一撮胡子。七个星期之后，人们才明白这疯狂剪刀其实是一次自杀演习。到德国六个星期后，他从收容所的窗户跳了出去。
　　男人的发型较之女人具有更突出的政治象征，它能显示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干预，象征压迫的程度。
　　所有男人，一度或永久属于国家后，都会被剃光头，比如士兵、囚犯、孤儿院的孩子，和犯了错误的学生。学校每天都会监督孩子们头发的长度——脖子到头顶的下半部分不能留头发，耳垂要有一指宽不能被遮挡。不只小学生如此，在中学甚至大学，头发的长度也沿用这个标准。理发馆按性别分开，男男女女在同一间发廊理发是不可想象的。国王要求男女有别，好让他能够一览无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