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这里说的是整整一年以前的事了。
　　受审后，他们把我带到下面的“电影院”里。在“四○○号”，每天的日程是这样的：中午下到一楼去吃从庞克拉茨监狱送来的午饭，下午又返回四楼。但那天我们却没再回到楼上去。
　　坐下来吃饭。长凳上坐满了犯人，他们忙着用羹匙往嘴里送饭。从表面上看一切都近乎常情。如果明天就要死去的人，在这一瞬间都变成了骷髅，那么羹匙碰着陶制的盘子发出的叮当声，就会立即淹没在骨头的脆响和下巴单调的咯咯吱吱的声音里了。然而谁也没有预感到这个。每一个犯人都极其贪馋地吃着，尽量保养好身体，争取再活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
　　几乎可以说，天气很好。但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接着又平静下来。只有从看守们的脸上可以看出发生了什么事。而后来的迹象就更为明显：把我们叫出去整队向庞克拉茨出发。
　　在中午回去，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想想看，当你被一些你不能回答的问题弄得疲惫不堪时，让你有半天的时间不去受审，——这简直是天大的恩典埃我们就是这样感觉的。可是事实上并不然。
　　在走廊上我们碰到了埃利亚什将军。他的眼睛惊恐不安，瞧了我一眼，尽管周围有看守，他却悄悄地说道：“戒严了。”
　　犯人只能有几秒钟的时间来传递最重要的消息。埃利亚什已经来不及回答我的无声的询问了。
　　庞克拉茨监狱的看守对我们提前回来表示惊奇。我觉得带我回牢房的那个看守比别的看守更可靠些。我虽然没有弄清楚他是谁，但我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摇摇头，表示他一点都不知道。也许是我听错了，是的，这是可能的。这倒使我安心了。
　　但是晚上他又来了，他朝牢房里看了看：“您说对了。暗杀亨德里希。重伤。布拉格戒严。”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在楼下走廊里整队出发去受审。维克托·西涅克同志和我们在一起，他是最后一个还活着的党中央委员，是一九四一年二月被捕的。穿着党卫队队员制服的高个儿的管钥匙的人，把一张白色的纸片在维克托面前晃了晃，只见纸上写着这样几个大字：“Ｅｎｔｌａｓｓｕｎｇｓｂｅｆｅｈｌ。”(德语：“释放令。”)那个管钥匙的人嘿嘿地笑着说：“瞧见吗，犹太人，你总算等到了。释放令。嚓……”他把手指头横放在脖颈上，表示维克托的脑袋将从这儿飞出去。维克托的哥哥奥托·西涅克是一九四一年戒严期间第一个被处决的。而维克托自己则是一九四二年戒严期间的第一个牺牲者。他被带到毛特豪森去了。按他们漂亮的说法，是去当靶子了。

　　从庞克拉茨监狱到佩切克宫往返的路上，现在成了干百个犯人的刑常在囚车里警戒的党卫队队员要“为亨德里希报仇”。没等汽车开出一公里，十来个犯人就被枪托打得头破血流。我坐在车上，倒对其他犯人有好处，因为我下巴上蓬松的胡须能吸引党卫队队员的注意力，他们老想玩弄我的胡子。他们像汽车摇晃时抓吊环似地抓住我的胡子玩耍，这成了他们最喜欢的娱乐之一，对我来说，这倒是一种不坏的受审训练。每次审问看起来是根据总的形势进行的，而结束时总是那么一成不变的话：“要是你明天再不放聪明点，那就要枪毙你了。”
　　这话一点也吓唬不了我。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楼下走廊里喊犯人的名字。五十个，一百个，两百个，一会儿这一批带着手铐脚镣的人就像被赶去屠宰的牲口似地装上了大卡车，运到科贝里斯去集体枪决。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罪。他们被捕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参与过任何重大事件，对他们没有什么可审问的。可是既然逮捕了，只好处决完事。在暗杀事件发生前两个月，有一个同志对其他九个人读了一首讽刺短诗，于是他们一下子全都给抓了起来，以赞扬暗杀事件的罪名统统给运去枪毙了。半年前，一位妇女因有散发传单的嫌疑而被捕。她不承认这事。于是就把她的兄弟姐妹以及姐妹们的丈夫和兄弟们的妻子全都抓来枪毙，因为杀尽全家是这次戒严时期的口号。一个错抓来的邮电职工，正站在楼下墙边等待释放，听见喊他的名字，他便随声应到。但是他们却把他排到判处死刑的那一队人里拉出去枪毙了。第二天才弄清楚应该枪毙的是另一个同名的犯人，又把那一个人也拉出去枪毙，这件事才算完结。还犯得上费工夫去核对人们的档案材料，使人的生命有所保障吗？有谁能坚持这点呢？当整个民族的生存权利都被剥夺了的时候，这又有什么用呢？
　　那天晚上我从受审的地方回来很迟。楼下墙边站着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他的脚旁放了一个小包皮袱。我很清楚，他也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互相握了握手。上楼以后，我从走廊朝下再看了他一眼：他站在那儿，安详地微倾着头，眼睛凝视着远方，那目光穿越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半小时后就听到传唤他的名字……几天以后，还是在这墙边，又站着米洛什·克拉斯尼，一个英勇的革命战士，他是去年十月被捕的。酷刑和隔离都没有能使他屈服。他侧过头去，给站在他背后的看守平心静气地解释着什么。他瞧见了我，笑了笑，点点头向我告别，又继续同那个看守说：“这对你们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还会有很多人牺牲，但失败的终将是你们……”后来，有一天中午，我们站在佩切克宫的楼下等吃午饭，埃利亚什被带了进来。他腋下夹着一张报纸，微笑地指着报纸对人们说，刚才在报上读到了他与暗杀策划者有牵连的消息。

　　“真是胡说八道。”他简短地说了一句就开始吃饭了。
　　晚上他和其他一些犯人返回庞克拉茨监狱时，还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这件事。一小时后，他从牢房里被押走送到科贝里斯去了。
　　死尸越堆越高。已经不是几十、几百，而是几千了。不断流出的鲜血的腥味刺激着杀人的猛兽们的鼻孔。他们直到深夜还在“办公”，甚至星期天也“办公”。现在他们全都穿上了党卫队队员制服。因为这是他们欢庆屠杀的节日。他们弄死一些工人、教师、农民、作家和职员，屠杀男人、妇女甚至儿童，诛灭全家，屠杀并焚毁整个村子。枪弹下的死亡像黑死病一般在全国蔓延。它是不择对象的。
　　而人在这恐怖中怎么办呢？
　　活下去。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是人活着，人在吃饭，睡觉，恋爱，工作以及思虑着成千上万桩与死亡毫不相干的事情。在他的脑子里压着一个可怕的重担，但他承受着，不屈服，也不灰心丧气。
　　在戒严期间，“主管我的警官”又把我带到布拉尼克去了一趟。那是在美丽的六月里，空气中弥漫着菩提树和迟开的槐花的芳香。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通到电车终点站的公路上，挤满了郊游归来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喧闹，嬉笑，被阳光、水和情人的拥抱弄得幸福而疲倦。尽管死神时刻萦绕在他们身旁，捕捉着新的牺牲者，可是从他们脸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们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像兔子一样活泼可爱。真像一些兔子埃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它们当中抓出一个来，那其余的就会退缩到一个角落里去，但过不了多久，它们又会继续带着自己的忧虑，带着自己的欢乐，带着它们对生活的全部愿望奔忙起来。

　　我从那与世隔绝的监狱世界突然来到这引人入胜的人流里，起初见到它那甜蜜的幸福，倒真有点痛苦之感。
　　我这种感觉是不对的，完全不对的。
　　这就是生命。我在这儿见到的生命，归根结底同我们在监狱里的生命是一样的，同样是在可怕的压力之下但是不可摧毁的生命。人家在一个地方把它窒息和消灭，它却在几百个地方冒出新芽来，它比死亡更加顽强。这有什么可痛苦的呢？
　　而我们——直接生活在这恐怖牢笼里的人，难道是用另一种材料做成的吗？
　　有时，我坐着囚车去受审，当看管得比较松懈的时候，我就从车窗里朝街上望。瞧瞧百货商店的橱窗，看看卖花亭，瞧瞧成群的行人，看看妇女们。有一次，我对自己说，假如我能数得出九双漂亮的腿，那就意味着我今天不会被处死。于是我就数着，观察着，比较着，认真地研究它们的线条。我以极大的兴趣来评判它们是否漂亮，并没有去想这样评判的结果同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我一般都比较晚才回到牢房。佩舍克老爹总在担心我还会不会回来。他拥抱我，我简单地告诉他一些新消息：昨天又有谁在科贝里斯牺牲了，——然后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那些令人作呕的菜干，吃完后唱几首快乐的歌，或者痛痛快快地玩一种愚蠢的掷骰子游戏，这种游戏最能使我们忘记一切。晚上，我们牢房的门随时都可能被打开，死神会驾到，会传唤我们之中的某一个人：“你，下楼去。把东西都带上。快。”
　　但没有来叫我们。我们总算活过了这个恐怖时期。现在每当回想起那时的情景，对自己也都感到惊奇：人的构造是多么奇妙啊，它能忍受最不堪忍受的事情。
　　当然，这些日子不可能不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它像卷紧了的电影拷贝似地存放在我们的脑海里。总会有那么一天——如果我们能活到那一天的话，它会在现实生活里以疯狂的速度展现开来。然而我们也许在银幕上见到的是一座巨大的坟墓，葱绿的花园，人们在那里播下了珍贵的种子。
　　这是些十分珍贵的种子，它们将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