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同性恋者只能在浴池和网上寻找性伙伴。我们对浴室经营者的调查显示，这种方式中主动使用安全套的人非常少。一个提供性服务的男性性工作者说，多的时候一天他大概与四五个人有性接触，大部分顾客都有婚姻。
　　“在这个状况下，如果他从这个群体中感染了疾病的话，就意味着……”
　　他说：“传播给他的家人。”
　　大玮是发生第一次性关系之后，就感染艾滋的。
　　“你为什么不用安全套？”我问他。
　　“我连安全套都没见过。”大玮说。
　　他在做爱前像每个稚嫩的孩子一样。“我以为只是亲吻和拥抱。”他鼓起勇气说，声音小小的。
　　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安全的，怎么避免危险，就算他知道，他说也不敢把安全套带在身边，怕别人发现。
　　“安全套对国人来说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崔子恩说。
　　采访结束的时候，张北川送了我们每人十个安全套和一本宣传册。我当时提的是一个敞口的包皮，没有拉锁。到了吃饭的地方，没有地方放包皮，我把它放在椅子上用背靠着，身体紧张地压了又压。结果服务员经过时一蹭，这只可恶的包皮就掉在地上了。

　　全餐厅的人，都看到很多小方块的安全套从一个女人的包皮里滚落到地上。
　　所有人都盯着看，张北川俯下身，一只一只，慢慢地把它们捡起来，就好像他捡的不过是根筷子。
　　我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他前前后后调查过一千一百名男同性恋。他们百分之七十七感到极度痛苦，百分之三十四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百分之十自杀未遂，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过侮辱、性骚扰、殴打、敲诈勒索、批判和处分等伤害。
　　“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绝症患者。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是社会给他的。”崔子恩说。
　　我问：“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么？”
　　“对。”
　　“是什么？”
　　“爱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空间。”
　　“假如不能提供呢？”
　　“不能够提供，这种压制，这种痛苦、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就成为社会的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痼疾。”

　　拍摄的时候，男同事们都很职业，对采访对象很客气，但与往常不同，一句不多说，吃饭的时候也一句议论都没有。
　　我跟老范私下不免猜测他们怎么想的，他们都笑而不答。小宏说起当年遇到过一个同性骚扰，“那个感觉……”他这样的老好人也皱了下眉头。我说我在电台工作时同事说对面有人拿望远镜在看我，一抬头，那人从对面楼窗口闪开了。我下楼吃饭，又是这个人，闪到花丛背后，是个短发女人。我也有不适感，不是因为她是女性，而是被窥伺之感。一个人对性和爱的态度“不在于男男、女女、男女”，只在于这个人本身。
　　我采访那对男性情侣的时候，两位男性手握手，谈了很久，余光看到小宏和老范正在一边传纸条。我以为他是反感这两人，听不下去采访。后来，他把小纸条抄在电脑里发给我：
　　范：你现在怎么理解男同性恋呢？
　　宏：我不相信快感之于同性和异性之间有什么差异，一样的欲望。
　　范：我和柴昨天晚上也还讨论来着。但有一点仍然是坚持的，性应该是有美感的。过于放纵与挥霍的性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猥亵。完全脱离了爱，岂不是又退化成了动物？
　　宏：同意你们的观点。当饥渴都解决不了，又何谈精神上的诗意？归根结底。没有一个宽容的制度可以海纳五光十色的生存状态。让人自由地爱吧，愈自由愈纯洁。

　　录制节目时，大玮坚持要以本来面目面对镜头，这让我很意外。我们的习惯是用隐身的方式来保护这样的采访对象，他是同性恋，也是艾滋感染者，我认为他需要保护。
　　“不，我不需要。”他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他太年轻了，“你知道自己会付出的代价吗？”
　　“知道。”他很肯定。
　　“那你为什么一定不用保护性的画面处理呢？”
　　他的眼睛直视镜头，笑容爽朗：“因为我想告诉大家，我是个同性恋，我想和每个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我想得到真爱。”
　　是，这并无羞耻。
　　翼飞是舞者，采访间隙李季拍他跳舞，他面部需要保护，只能拍影子。
　　投射在墙上的巨大剪影，变形，夸张，用力跳起，又被重力狠狠扯下。现场没有设备，放不了音乐，他只是听着心里的节奏在跳。
　　老范在节目最后用的就是这一段舞蹈，她配上了张国荣的《我》，那是他在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的演唱：
　　I AM WHAT I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