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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队就这样下去了。十四五个人，有三分之一是我们所的。朱亚是头儿。他的副手是所里一个副研究员，叫黄湘，长得个子不算矮，脖子特别长，无论进行什么性质的谈话，三五句之后就开始激动。他极少提到朱亚的名字。朱队长刚刚从医院里出来，胃病很重，随身带了那么多药。但我一开始就能感到他远远伸来的关切之手。他告诉我干了这一行免不了要往野地里跑，那么胃就可能是个薄弱环节。
　　日思夜想的山区和平原，我在心里早把它磨得炽热闪亮了。我不信这队伍中有谁比我更熟悉这一带，这儿的一河一山一草都时刻装在我心中。迎接我们的是春天，富饶的半岛地带真是好好地炫耀了一下自己：到处是绿色，是在阳光下一会儿变浓一会儿变淡的墨绿或嫩青。那在山野间活动的穿红色衣服、扎彩色头巾的姑娘，真是自然而然地入画，显得鲜亮动人。牛羊的叫声此起彼伏，它们新奇而善意地抬头看着所有进入这个地区的行人和车辆。已经有三三两两的花朵绽开了，它们成一簇拥挤在那儿，让你想起初升的几颗大星。风的气味与任何地方都迥然不同，它又浓又厚又鲜又凉，像是穿越了大片的香艾奔到我面前的。
　　火车一爬上鼋山山脉天就亮了，头儿的身影出现在车内窄窄的通道上。他费力地望着窗外，眯了眯眼。他竟然不懂得激动。我借着早晨的光线稍稍注意了一下，发现他的脸色青得可怕。显然夜里他没有睡好。突然他嘴里轻轻吟哦了几句，又眯了眯眼，回到座位上去了。
　　黄湘起得更早，他坐在车厢的尽头。那儿离卫生间已经不远了，他正与一个陌生的女人谈话，早就激动了。女人脸色发黄，脸型也很长，不过那双眼睛充满了微笑。黄湘发现我出现在车窗前就过来了。他小声问我：“看到刚才那个女人了吗？很厉害呢。”我问：“怎么了？”“射箭运动员！当然，早就退役了，现在当记者了。不过她身上仍然有其职业特点。她说话有一股帅劲儿，很利索。”
　　黄湘抬眼寻找朱亚。我随着他的目光转过脸时，朱亚已经快跨进洗手间了。他的背弓得可真厉害。“痨病秧子！”黄湘说。我觉得朱亚真可怜。我说：“这次带队真不该他来，身体……”黄湘马上激动了：“在其位谋其政嘛，谁叫他是副所长！”
　　我再不说了。我什么也不懂。
　　我的平原！春风荡起的层层麦浪溅着飞着，那一只只燕子如同海中鸥鸟，叫着上下翻腾。春天让人愉快的热闹劲儿有几分起码是被燕子给搞起来的。我心目中燕子是过早地穿上了呢裙、只图美丽而不畏寒冷的小姑娘，少不更事，有几分娇憨，脸色黄黄的。看到这片平原我就想：苏圆来队里走一趟就阔了。我知道我瞄上苏圆了。我承认，即便是一个不太浅薄、颇有阅历的大龄青年，也还是容易瞄上一个姑娘，这条件首要的还是方便。我经历的事情可不少，像刚才火车呼哧呼哧攀上的那座大山，我十几岁就一个人在里面混，遇到的各种事儿可以写成十二卷长长的*，其中应有尽有。我的志向、奇怪的眼神、难缠的劲儿、正直和阴郁、撒泼和不屈，还有从头发梢传到脚后跟的过电一般的渴念，都是在这座大山的褶缝里生成的。父母不要我了，准确点说是父亲不要我了，我就一个人被拉着赶着来了。一过就是那么多年，再加上一段可怕的海边童年……世道啊，你逼我吧，我什么都不怕了。我很谦逊也很单纯，我有一双黑亮的眼睛，可是啊，狗东西千万不要*了我。我一看到这片山、平原，一想起父亲母亲还有……我就来了火气。这火气是野火，是像大海卷波一样一边烧一边往前卷动的红火，可以给大面积的土地上留下灰烬。

　　我知道这片平原东西有三百多公里，南北约一百五十公里，是个不规则的椭圆。西北端就是那个滨海城市，那里有我们家一个很大的窝，后来我们又被人从窝里揪出来。那个窝现在边缘破损，里面一点热气都没有了。窝里溅满了血。奇怪的是还有人喜欢那个窝——它从那会儿到现在一直有人占着。其实破损的窝一点儿也不舒服。大概新的主人是要感受某种流失之后仅存的一点余热。那儿能想象昔日的温馨，有极力挽留的一丝虚荣。奇怪极了。时代发展到了今天，仍然有人喜欢那东西。
　　然而它对于我却不知有多么重要。它是我们全部故事的一个汇聚点，就好比一片山峰中最高的山脊。我不知道我母亲在我懂事后的谆谆告诫和嘱托中，包皮不包皮括对它的重新据有？如果包皮括，那么我认为今天看是毫无必要了。时间会改变一些东西的价值，使其增值或贬值。我耿耿于心的，应该是时间难以改变的东西，比如难以抹去的不幸故事，它的真实。还原一个真实永远都是必须的。
　　当年我们一家从海滨城市撤出来，沿着西部大海边上的丛林中的泥路向西北方走下去，一直走到我梦牵魂绕的另一片丛林……
　　吃早饭时射箭运动员也凑过来了，我知道这是因为有黄湘的缘故。她的腿很长，从座椅那儿一直伸到饭桌的这方，露出穿了长筒皮靴的脚。她用一只小钢勺吃饭，红色的小舌头在勺子上绕来绕去。这是她惟一令人神往的地方。她一边吃饭一边与黄湘搭话，鼻音很重，我丝毫也听不出有“几分帅气”。她大概有三十二三岁了，而黄湘已经四十五了。朱亚整个用餐时间一句话也没说。我听到黄湘开始邀请女记者工作之余到我们勘察基地去做客，我们一定欢迎等等，心中略有不安。我想这事儿该由头儿说了算，头儿同意吗？随便让一个人加入到勘察队，况且工作非常紧张，这大概是不合适的。
　　饭后，我听到黄湘一边擦嘴一边赞扬那个离去的记者，就忍不住说：“我们对她又不了解……再说朱队长会批准吗？”黄湘立刻像对待一个凶猛的敌手似的看着我：“人家是记者，记者是捏紧了小本子到处走的人——人家能到我们驻地转一转，来个报道，我们花钱还请不来呢！”我再不吭声。我心里明白，那不过是个杂烂小报的记者，而且此行主要是到富裕的半岛地区捞钱拉赞助来了。如今这样的杂牌子小报每一个城市都成打成打的。
　　我们走入了平原深部。驻地一开始选在城郊，那儿以前是军营，现在基本上废弃了，安顿我们正好。可是队伍中有人嚷叫那儿交通不便，出奇地闭塞等等，再加上当地有关部门的过分的热情，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搬回了闹市。这一下骚扰就多了，而且每天出去工作的人要坐很远的车。一开始，所里几个人与海洋所的同志合作，一起搞海陆两大自然地理单元的水文地质资料，入手处是城西北三十多公里的连岛沙坝。那儿的未来是一处现代化港口，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基本上是一个不冻港。工作区域离我们一开始选定的驻地非常近，而且随着工作进度，原定驻地的优势越来越明显。这一来朱亚坚决主张搬回去，有人顽抗，黄湘算是第一个。朱亚就与海洋所的几个同志再加上我，一起到城郊来了。朱亚冷峻的面容常常给人以错觉，其实他是多么软弱。他领导不起一个工作队。

　　第一次合作就让我遇到了一个沉默寡言的领导。他的眉头几乎天天皱着，除了安排工作细节，基本上不谈什么。这是个身先士卒的人，乘船进入北风呼啸的深海、跟钻井队到沙坝左右几十公里的采样区，他一次都没有缺过。而与此同时，城里的那一拨每天晚上看电影，有的还与当地姑娘跳舞。勘察队一开始总有些浪漫色彩，他们身上携带的各种器具在当地人看来也算有趣。这个与我有着奇特连结的城市，它是那么陌生。我在心里一直规避着它，我宁愿守在脸色铁青的朱亚身边，远远地注视着它。夜里我走出屋子，一个人站在门前看那斑斑点点的满城灯火。左前方是一片浩淼的水，由于海岸拉开了一道弧线，所以从这里看这座城市，它竟像处在了大海之中。一艘客轮离开它驶入深海，这是新开的一条航线吗？它密挤挤的灯光像燃烧的蜂巢。
　　朱亚每天工作到深夜。有一天半夜了他还在批评一个助手，嫌他的图太草太乱，并且数据的标记上也有问题。他考虑问题周密严谨，并且能够极快地进入一项工作的核心。眼下他的笔记本上已经罗织了不知多少问题，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推敲之内，而有一些至少在我看来是多余的。土地、海涂、航道、港口、海盐、陆生植物，甚至是芦苇、海藻等，都在他的罗织之中。我有时看到他那不熄的灯光就想，这个平原上有多少人知道正有这样一个人呢？他自觉自愿、不厌其烦地磨损自己，而且不需要犒赏，也不需要别人了解。这真是一种可怕的磨损。
　　可能是我屋里也亮着灯的缘故，他推门进来了。他让我惊喜的是脸上少有的和气，由于一丝兴奋，那对深深陷下的、有点像欧洲人的眼睛发着动人的光亮。他探过头，我来不及收拾，就让他看到了摊在桌上的一张纸。那是我刚草出来的一首歌。行了，让头儿失望吧。但他无声无息地看，又伸手捏起来，像捏起一块烧红的木炭。他把这块赤红的炭放在离鼻子很近的地方，又恋恋不舍地放下。他开始吟哦，那是一种颤抖，从身心深处发出的颤抖。他的手按在我的肩头，很沉。“多久了？”我明白他问我写了多久。我想了想——是的，需要想一想。我记得从在大山里奔走、无望地奔走的那时起，就开始在纸上涂抹……
　　那个晚上我们走出来。面对一个灯火通明的城市，他和我离得很近，我听得见他的呼吸。“你知道这座城市的历史吗？”没容我回答，他就谈起了它的昨天、它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它怀抱和依托的平原与山区以及面临的大海。他对它充满了深情。我只觉得奇怪，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或者是完全忽略了面前这个年轻人正是这儿出生的。“我第一次从这儿坐船去海北。那时候我才知道海是这个样子……那一次对我的一生都很重要。”他又吟哦起来。我听出那是在屋里吟过的：肯定是他写下来的。

　　“你小时候见过海吗？”
　　沉沉的一只大手绷紧了我的肩膀。我感受着这只手的重量。我此刻完全觉得他是个兄长了。但我只是点头，没有回答。我凭直觉懂得了什么。但我绝不急于信任一个人，无论他是谁。
　　我就出生在这座近在咫尺的城市，大约一落地就溅上了海浪。可惜我面对大海却视而不见。我不记得以前见过海，没有印象，没有轮廓。我长到七八岁，第一次看到了父亲时，仿佛才看到了大海。我的心狂跳不停，我不敢去认这个从大山深处归来的人。让母亲一夜夜盼望的人就是我的父亲，并且又有这样一双冰冷的眼睛和……纸一般黄的面孔。他身上、脸上都是伤痕。脸上那道发紫的斜着的疤痕是世上最可怕最可耻的一道记号。我想吐。一个人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父亲。
　　瘦弱而干硬的父亲被人赶到了大海边上。那是一种单调的苦役在等着他。焦烤的白沙之上、火毒的太阳之下，夹着一群浑身*的男人，他们都伏在一条粗长的网绠上。海上老大手持一根棍子，有时击打绠绳，有时直接把拉大网的人****。惊天动地的号子声压平了海浪，在骇人的号子声中，那些人像蠕动的蚂蚁。除了一个人，其余的全都是黑亮的颜色。老大命令他*，他最后还留下一条短裤；老大挥动棍子嚷叫，他才褪下了最后的一丝布绺。
　　我那时和一帮野孩子伏在海滩上，让滚烫的沙子烙着腹部。妈妈总是驱赶我离开小茅屋到海滩上去，姥姥也呵斥说：“到那个人那儿去吧。”她跟父亲几乎不怎么说话。我心里憎恶而又好奇，还有一丝奇怪的关切。我必须这样看着，双手捧腮，直盯盯地看。他每一次被海上老大击倒我都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一方面怨老大的棍子不狠，另一方面又嫌他仰倒的姿势太丑了。我因为这丑真想大哭一场。
　　大网靠岸了。网浮围住的半圆开始沸腾，我们老远就能听到噗噗的声音。跑上去，围上去，老大一声怒吼，我们又退回来。大刀一样的鱼垂直跳起，它的身子在阳光下像电火一样。虾、乌贼，各种认识和不认识的海中魔鬼一齐尖声大叫，那吱吱的声音震人耳膜。有一种又大又粗糙的灰皮鱼被人拖到一边，三五下把血淋淋的皮剥下来，噗一声扔在沙子上。有人去抢，抢来后找一个破了底的木桶蒙上，成了一面鼓。太阳越晒鼓皮越紧，两根柴棒就是鼓槌。到后来我们每人都有了这样的一面鼓。
　　咚咚的鱼皮鼓越敲越狂，我们疯了一般敲，像那群拉网人同样地卖力。鼓皮敲裂了再换一面，反正有得是鱼皮。粗长网绠上的人又弓成了一溜，他们在松软的沙子上挣扎，脚踝骨都陷进了烙铁般烫人的沙土中。那个人由于用力，身子差不多要贴到地上了。汗水像雨一样奔流，洗着他满身的疤痕。我跳起来敲鼓，汗水渗进了我的眼眶，我看不见了。我去搓眼睛，我必须看见他——妈妈和姥姥是让我来看着他的。我必须看着他敲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