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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珂还是第一次到这样一个地方。四周都用油布遮了，大白天还要点一盏油灯。围坐在小桌旁的人除了那个红脸膛之外，他一个也不熟悉。宁珂像痴迷一样伏到了桌子上，久久不能抬头。有人一声声呼唤他，他用力地抑制着，挺起身子。身边的人开始说话，他似乎全没有听清。后来该他说话了，他像梦呓一般咕哝：“……我知道这首歌是属于穷人了，我要学会这首歌。学会它，学会它，这也是我的歌……”
　　旁边的人深情地、又多少有些严厉地问道：“你愿意为她献出一切，必要时献出生命吗？”
　　宁珂觉得全身猛地被撞了一下。他镇定了一会儿，转过脸去看那个人。他发现说这话的是一个与自己差不多年纪的、一张脸极为英俊的男子。他盯着对方的眼睛说：
　　“我愿意。”
　　对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一滴晶莹泪水落在手上。
　　红脸膛的汉子为他们再一次作介绍——因为第一次介绍他根本就没有听见：“这是许予明同志，南方来的……”
　　他想大概再也不会忘掉这个名字。
　　低沉的歌声响起来。宁珂在这极为特别的旋律中陶醉了。他认为这是世上最迷人的歌声。在这种声音之下，一切都将被摧毁，从一座坚固的堡垒到一座山峰。他急于在这歌声中做下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渴望走到最前沿去。他甚至提出离开叔伯爷爷一家，马上就到殷弓他们正在组建的队伍中去……得到的回答令他微微吃惊：不是离开那个人，而是更紧地跟住那个人，影响他，争取他，并把他的一切及时报告。
　　原来那个人如此重要。宁珂天真地问了句：“阿萍奶奶呢？”对方立刻摇摇头：“哦，她不重要……”
　　这大大地伤害了宁珂。但他丝毫没有表露什么。在他心目中，阿萍奶奶才是最重要的。他最想让其分享的秘密和幸福的一个人，就是她了。当然他永远也不会这样做的。他将努力地克制着，因为他甚至愿意在必要时献上生命。
　　他知道这个生命是迟早要献上的，而且到时候也许不会痛苦；即便很痛苦，那也是他所需要的。
　　现在只需要他一次次地将他所目击的——来叔伯爷爷中的人、人们的谈话，还有他桌上、寝室中的文字——一切他认为必要的，都报告那红脸膛的人。有一天他见寝室里无人，估计阿萍到花园中去了，就想起了夹在一个纸夹中的信笺，上面有叔伯爷爷在灯下画上的几道红线。他认为它这会儿肯定放在床边的小桌上。那儿没有。一转脸是并排放着的一对枕头，洁白的枕巾上还留着两个圆圆的头形凹陷，他只一眼就能认出哪个是阿萍的。他不知是为了寻找还是怎么，手一下就插入了枕下。那种温温的人体的气息顺着手臂传到了全身。他觉得脸有些涨。枕下似乎有点别的东西，没有他所要寻找的。正在他准备把手抽出来时，阿萍突然进来了。

　　他慌慌地把手背了，贴紧了床头站在那儿。
　　“孩子！你找什么？”
　　“没有，奶奶……我……你看！”他迅速地把手举到她的脸前，手中什么也没有。
　　“我看见你一大早在这儿找什么……”阿萍有些痛苦地又说一遍。
　　宁珂永远也不会忘掉那个时刻的窘迫和自责。来自任何一方的巨大奖赏都难以抵消这一自责。他垂下了头，一辈子也不想抬起来。
　　阿萍奶奶的手又抚在他光滑的头发上了。她亲了亲他的头顶。他往常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可是这会儿一切都被巨大的羞愧淹没了。他抬起头，看到她还穿着睡衣。刚才她可能只是出去一会儿的，他太急切了……又后悔又羞愧。但这时不知为什么他机灵地说了一句：“我是想奶奶了……”
　　“我的孩子！”阿萍一下子被感动了，她张大了双臂抱住了他，抚摸他的后背。“孩子，是不是夜里做噩梦了？害怕了？害怕了就告诉奶奶，我过去陪你……”阿萍一边说一边安慰他。他急急地点头。一股浓郁的香味从她胸前散发出来，他的脸深深地埋在那片凹陷之中。他含住了什么，奶奶尖叫着抚摸他：“傻孩子，多可怜的傻孩子啊！……”他想迅速地吐出，可是他更紧地依偎着。泪水或汗水把阿萍奶奶的睡衣打湿了一块儿，阿萍一动不动地等待着他抬起头来。“奶奶！”
　　“你妈要在就好了。可怜的孩子！……”
　　他有好长时间没有向红脸汉子报告了。在那个人跟前他再不愿提起叔伯爷爷家的事情。他朦朦胧胧觉得自己正在参与很可耻的什么，这真可怕……他要求那个红脸膛的人：“让我去殷弓那儿吧，让我离开这座城市吧！”对方绝不同意，而且说：“这可不是我说了算的。”

　　叔伯爷爷惟一的女儿宁缬已经越长越壮，年纪不太大却像个少妇一样丰满。她变着法儿打扮自己，走在大街上所有人都要转身注视。她不怎么回家，因为无论是父亲还是“阿猫妈”都不喜欢她。偶尔回来一次也只是摸到自己楼上的小屋里，随着留声机哼哼呀呀地唱。“我要出国了，出国了！”她在楼上大嚷。后来大家才知道，她瞟上了一个军长的儿子，这个军长是宁周义的挚友，就是通过这层关系她才结识了那个从国外归来探亲的青年。她说他们已经是朝夕不可分离的一对儿，“从外国回来的小伙子就是大方、有劲儿！”
　　可是这样喊了几次，后来就不再提他了。宁周义非常关心她，因为这是不同寻常的一件事。他让阿萍问女儿。阿萍问了，她大哭，哭过又笑，说：“这个小王八蛋真好玩。要不是因为他好玩，我非用手枪打死他不可……让他活着滚开吧！他这样的人今后也能找到……”
　　宁缬在家时一切都不得安宁，她养了一只猫，背后就叫它“阿萍”。她一走这只猫就得别人替她养了，好在阿萍并不讨厌它。这只猫很肥，仪态万方，有时宁珂见了，忍不住也要抱一抱。可是有一次他正抱着，缬子见了立刻变脸说：“你的手不扶着它的屁股，还不要勒坏了它的腰呀！把它惹翻了，看姑姑不揍你！”宁珂赶紧放下了猫。
　　宁缬大概因为自己是一个大小伙子的姑姑而深感得意，很乐于支使他，动不动就嚷：“没听见姑姑喊你吗？姑姑要揍你啦……”
　　宁珂常常就在这种号叫中小声叮嘱自己：“我一定要到殷弓那儿去……”
　　他不自觉地将殷弓与那个海滨城市连到了一起，那儿是他的新生之地；大概就是从那一次起，他才被当成了“自己人”。探险般的快乐，献身中的兴奋，一下子全加在了他的身上。他有时觉得手指骨节都胀得疼痛，这正是他极力忍受冲动的结果。他一遍又一遍回忆与曲府老爷会见的情景，最后又想到了白玉兰树，想到了那个医院的来苏水味儿，身穿纺织女工制服的姑娘。
　　叔伯爷爷越来越疲惫，衰老像是突然来临了。他的忧愁与他的毛发一块儿生成，却剪不掉。他有一个不能更动的执拗看法，就是人已经无力挽救人本身。这是彻底的、令人惊讶的悲观。宁珂了解到他真实的看法时大惑不解。这种看法与自己两眼睁大了注视的希望是大相抵触的。他不由得提出了反驳。叔伯爷爷并不以为怪，苦笑了一下：“很好。年轻人应该这样。”“我觉得爷爷不老，爷爷也正年轻呢！”宁周义再一次苦笑了一下。

　　他们在迟来的春天沿几个城市周游了一番，除了看看生意之外，就是会一下故交。宁周义的朋友都是一些有色彩的人物，但不见得都是要人。其中有不少军界政界的，也有商人、艺人、报人。有一个年纪与他差不多的老报人非常健谈。宁周义与之一谈就是半天，有一次还谈到了深夜。那一回宁珂也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大吃一惊：报馆的人竟在规劝叔伯爷爷改换门庭，离开那个毫无希望的地方，以他这样的才具……叔伯爷爷举手打断了他的话。
　　那场谈话使宁珂心跳不已。他第一次感到有了切近那个话题的机会。他们乘坐一节包皮厢回返时，他试着提到了那个老报人。叔伯爷爷笑笑：“他大概把我当成了小孩子。他以为我像他那么幼稚。”宁珂不懂，等着他解释，他却没有再说什么。火车开得非常缓慢。车窗外闪过大片荒芜的土地，小土路上人流不断，他们都背着一个小布卷、挑着担子或拎着骨瘦如柴的孩子。宁周义久久望着，宁珂就站在他的身旁。他叹了一句：“中国的问题可不是哪个党派的问题，它远没有那么简单……”
　　这一次宁珂听明白了，他大声说了一句：“不，如果有一个为民众献身的党派，中国就有希望！”
　　宁周义马上转过身来。他深深地看了孙子一眼，也许要把他这副神情永远记住。那只手捏住了宁珂的肩头，很用力地捏了又捏。他点头又摇头：“我的党派不为民众献身吗？那它为什么会壮大？可惜献身的热情总会慢慢消失，这对任何一个党派都是一样。重要的是找到消失的原因，而不是机灵转向；不找到那个原因，任何党派都是毫无希望的。颓败只是时间问题……”
　　宁珂愤怒地看着他。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强有力的人如此扼要而尖锐地向他谈论政治。他明白这场谈话该结束了，似乎在这个时刻才知道，他与自己的同志所能做的，只是如何证明——证明自己、也证明……他险些在叔伯爷爷的面前流出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