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列宁格勒-费特布斯克
　　当第11集团军所属各师正在休息时，我也前往罗马尼亚度假，只留下一些幕僚人员去拟定一个渡过刻赤海峡进攻的计划。此时德军南翼上已经发动了大攻势，本集团军即拟加入这个行动。在我度假期间，我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还是一再与我联络，使我不会与这些准备工脱节。可是很不幸，这一切的计划只是白忙一阵，希特勒犯了老毛病，同时追求了太多的目标，对于这次攻势的最初成功估计得太高，而放弃其原有的意图，不再把第11集团军加入在这个作战之内。
　　8 月12日，当我回到克里米亚的时候，发现最高统帅的命令正在等候着我，不禁使我大感困惑。这个率领整个集团军越过海峡进攻的计划已经被取消，代替它的一个作战却只使用第42军的军部、第46师和某些罗马尼亚的兵力。第11集团军本身则奉命以攻占列宁格勒为任务，因此本来用在塞瓦斯托波尔攻城战中的炮兵都已开始向北运送了。更不幸的是我们的兵力又被抽去了3 个师。第50师仍留在克里米亚。第22师现在奉命改编为一个空降师，并送往克里特岛——尽管它是我们最好的部队之一，但在战争的其余时间中，却几乎一直是闲在那里没有用过。最后，当我们已经运动之后，第72师又被拨交给中央集团军群，用去对付一个局部性的危机。所以留在第11集团军中的原有部队就只剩下了第54军的军部、第30军的军部、第24、第132 和第170 三个步兵师和第28轻型师而已。不管最高统帅部的意图是怎样，把一个军队中的单位这样加以肢解，总是不妥当的，这些军和师已经在一起工作很长时间。从苦战之中所得来的互信和认识，在战争中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决不应忽视。
　　不过更重要的却是另一件事情。当第11集团军现在已经摆脱了克里米亚的牵挂之后，是否应该把它从东线的南翼上抽出，而用在另一个比较不太重要的任务( 攻克列宁格勒) 上面去呢？就德国方面来说，在1942年夏季中的战局，只有在战线的南端才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对于这个任务而言，我们的兵力是决不嫌太强大的，尤其是现在更为明显，因为希特勒是同时想达到两个目标——斯大林格勒与高加索——所以更使攻势分为两个方向，因此愈向东走，则其矛头的北侧面也就会愈拉愈长。
　　以后的事实证明，若是能够把第11集团军保留在南翼方面，则不管是越过刻赤海峡以阻止敌军退回高加索也好，还是跟着攻击集团军群的后面当作预备队也好，结果都会好得多。
　　当我飞往北方去上任时，中途曾经到希特勒大本营中去请示，我曾与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详谈这个问题。哈尔德明白地表示他完全不赞成希特勒的意见，在执行南方的攻势以外，又同时想攻下列宁格勒，但是他说希特勒却坚持这一点，拒绝放弃他的主张。不过，当我问他，是否认为把整个第11集团军从南面撤走实际不会出问题呢，他却说应该不至于。我自己却很感到疑惑，当然却无法事先驳斥总参谋长的意见。
　　同时，我对于希特勒与其总参谋长之间的恶劣关系也殊感骇异。由于俄军在中央集团军群地区中发动了一个有限的攻势，所以遂造成了一个局部的危机，于是这个问题被提到每日汇报中来加以讨论——事实上，这个危机使我们不能不拨去了第72师。希特勒乘这个机会，谴责在前线上战斗的人员。哈尔德却不惜犯颜力争，他指出部队的实力早已消耗过度，而军官和士官的高度损失更是一定会产生影响。虽然哈尔德所说的话非常客观，但却激起了希特勒的怒火。他用极粗野的口气，质问哈尔德有无权利与他唱反调，并且宣称着说，在第一次大战时他是一个前线上的步兵，因为哈尔德从来不曾有过这种经验，所以他自问比哈尔德绝对有较佳的判断。
　　这个场面是如此的难堪，所以我就立即离开了兵棋室。直到希特勒平静了之后，才请我再进去。事后我受到良心的谴责，不得不把这个不幸事件向人事处长希孟德将军提出意见，他同时也是希特勒的侍卫长。我告诉他说，总司令和参谋长之间不可能如此相处，希特勒必须听信其参谋长的意见，至少对他表示其应有的尊重，否则哈尔德就只有自动辞职。很不幸，双方都未能如此，直到6 个星期之后，哈尔德才终于被免职。
　　8 月27日，第11集团军司令部达到了列宁格勒前线，并研究在第18集团军地区中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和拟定攻击该城的计划。其意图为一旦攻势发动后，我们应接管第18集团军面北的那一部份正面，而后者则仍保持其在沃尔霍夫(Volkhor) 河的东段正面。拨给第11集团军的正面可以分为三个部份：一、涅瓦(Neva)河地区从拉多加湖(Lake Ladoga) 起到列宁格勒的东南为止；二、在列宁格勒以南的实际突击正面；三、在芬兰湾南岸阿拉尼包门(Oranienbaum) 附近的正面，其中还包括着仍然扼守在俄军手中的巨大桥头阵地。
　　除了强大的突击炮兵以外( 其中一部份是从塞瓦斯托波尔运来的) ，本集团军所能运用的兵力在13个师以上，其中包括西班牙的蓝色师(Blue pision) ，1 个装甲师、1 个山地师和1 个党卫军(SS)旅。不过因为在两个正面各需两个师的兵力，所留下来可以用作攻击列宁格勒的兵力只有9 个半师而已。因为敌军在那里有一个集团军，共为19个步兵旅、1 个国际守卫旅和一两个独立装甲旅。

　　从这里相对的兵力数字上看来，若是已经有兵力封锁着列宁格勒北面的卡雷利阿(Carelian)地岬的芬兰人能够参加攻势，则对我们自然就会极有帮助了。不过当德国派驻芬兰总部的联络官艾弗斯将军(GenErfurth)提出这个问题时，却遭到了芬兰当局的拒绝。据艾弗斯将军的报告，芬兰人所持的理由是说自从1918年他们建国以来，就已决心不对列宁格勒构成威胁。于是芬兰对于攻势的贡献遂不在考虑之列。
　　第11集团军现在发现它必须倾其全力来执行这个任务。我们都深知这个作战的成功是颇有疑问的，尤其是事实上这个作战本是不必要的，所以更使我们不愉快。在1941年夏季中，我们很可能有用突击方式把列宁格勒攻下的机会。虽然在最初阶段中，希特勒本人曾经认为提早攻陷该城的工作是应列为最优先的，但因为种种原因，这种机会却终于还是错过了。以后希特勒认为他可以用饥饿来迫使列宁格勒投降。俄国用越过拉多加湖的路线来补给该城，夏季用船只，冬季用铺设在冰面上的铁路线。现在德军所留下来的一条正面线，是从拉多加湖起到阿拉尼包门以西为止，对于他们的资源而言是一种经常的消耗。若能撤退是最理想的，而当南翼方面正要寻求决战的时候，又想同时进攻该城，那实在是一个可以争辩的论点。诚如席勒(Schiller德国诗人) 所说的，“差了一个小时，也就是丧失了永恒。”(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
　　不过我们既然奉命进攻该城，所以还是必须作最好的准备。任何人若沿着列宁格勒以南的前线去实行侦察时，都会感觉到这个城市是似乎已在掌握之中，尽管它受着严密的保护，纵横分布的野战要塞工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网。我们可以看见在涅瓦河的柯尔皮罗(Kolpino) 工厂，它还在继续生产坦克。在芬兰上的普尔柯夫(Pulkovo) 造船坞也遥遥在望。再远一点即为圣依沙克大教堂(St. Isaao’s Cathedral)、海军部的尖塔和彼德及保罗等要塞的轮廓。在清明的天气中，也还可能看见在涅瓦河有一艘被炮火所击毁的战列巡洋舰。那正是我们在1940年卖给俄国人的一艘一万吨的军舰。有一些旧皇室的故宫也都已在战争中被毁，我在1931年曾经在那里凭吊过，听到这种消息益增惆怅。那都是俄国的炮弹所焚毁的。
　　从侦察的结果中，我们认清了第11集团军无论如何都不应卷入列宁格勒建筑地区以内的任何战斗之中，不然实力马上就会迅速消耗完毕。至于希特勒所相信的，只要第8 航空军的恐怖性空袭，即能强迫该城投降，我们对此颇无信心，而该军有经验指挥官，李希霍芬上将也与我们有同感。
　　所以我们的意图是首先在最大限度的炮兵与空军的支援之下，突破在列宁格勒以南的正面，但不应越过该城南面周界作更进一步的前进。接着两个军应向东转，迅速渡过该城东南面的涅瓦河，以毁灭夹在该地与拉多加湖之间的敌军，切断越过该湖的补给线，并从东面孤立列宁格勒。这样就可能像华沙的旧例，不必经过任何严重的巷战而使该城迅速陷落。
　　很不幸，席勒尔的名言不久就证明是太正确了。非常自然，敌人不会不注意到德军在列宁格勒地区的增兵，早在8 月27日，他就对第11集团军的东面战线上发动了一个攻击，迫使我们把刚刚达到的第170 师投入战斗。几天之内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俄国人正在执行一个强力的援救攻势，其目的即为打消我们的攻击。
　　9 月4 日下午，我接到希特勒亲自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为了预防沃尔霍夫正面出乱子起见，我有立即采取干涉行动之必要，他要我负起全面指挥之责，并用攻势行动以恢复情况。在那一天内，敌人在拉多加湖以南的第18集团军的单薄正面，作了一个宽广而深入的突破。
　　很明显，我们的处境颇为窘迫。当我们正要进攻列宁格勒之际又加上这些额外的担负，对于所有的参谋人员而言都是很不愉快的。对列宁格勒的攻击计划只好暂时搁置，而改在拉多加湖以南进行一个新的战斗。
　　在从列宁格勒向东行的铁路线以北的地区中，敌人已在第18集团军的正面突破了一个5 英里宽的缺口，并透入了8 英里的距离，达到了姆加(Mga) 以上的某点。第一个问题就是用第11集团军的兵力来阻止敌军的前进。经过了几度的苦战，在以后几天之内终于达到了这个目标，于是在集结了其余部队之后，第11集团军就能够开始发动攻势了。那是从尚未动摇的两个侧面进攻，以求从根本上切断敌军的矛头。
　　南面的攻击由第30军负责指挥，下辖第24、第132 和第170 三个步兵师再加上第3 山地师。北面的攻击则由第26军负责指挥，下辖第121 步兵师、第5 山地师和第28轻型师。经过了激烈的战斗，到了9 月21日，敌人的突入兵力终被切断。以后几天之内，敌人的生力军为了援救被围的矛头部份，又曾一再从东面发动猛烈的攻击，也都被击退。列宁格勒的俄军也曾用8 个师的兵力，越过涅瓦河和从列宁格勒以南进攻，同样未获成功。

　　不过同时，我们还得要消灭围困在格托罗夫(Galtolovo) 与姆加之间的强大敌军。照惯例一样，尽管其地位是已经毫无希望，而且从整个作战的观点来看，继续抵抗也毫无意义，但是敌军却绝无放弃的意图。相反的，他们却一再作突围的打算。因为整个地区都是厚密的森林( 在这种地区，我们决不会作突破的企图) ，所以假使我们的步兵若企图去消灭敌军，则势必会受到惨重的损失。所以第11集团军尽可能从列宁格勒的正面，调集了最大限度的炮兵火力，以便不分昼夜，24小时不断地向这个包围圈中轰击。这样的轰击了几天，再加上空军的轮番轰炸，终于使这个地区变成了荒原。从一位俄国团长的日记中即可以发现我们所已经获得的战果，同时也可以指出那些政委们是如何残酷无情，强迫被围的部队去作无益的抵抗。
　　利用这种方法，到了10月22日，我们终于结束了这次包围战。敌人的第2 突击集团军(Shock Army)一共曾把16个步兵师、9 个步兵旅和5 个装甲旅投入战斗。其中有7 个步兵师、6 个步兵旅和4 个装甲旅已在包围圈中同归于尽。其余的部队因为想援救被围的兵力也已经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损失。一共俘获12,000人，另有300 余门火炮、500 门迫击炮和224 辆坦克不是被俘就是被击毁。敌军死亡数字要比俘虏数字超过了几倍以上。
　　当恢复第18集团军在东线上的位置的任务完成之后，我们自己的各师也已经受到了相当重大的损失，而原定用来攻击列宁格勒的弹药数量也已经消耗了不少。因此，我们已经不能立即再行发动一个新的攻势了。虽然如此，希持勒仍不愿意放弃攻下列宁格勒的意图。第11集团军却坚持认为，若无适当的休息和补充，决不能进攻该城。在这种讨论之中，一个计划压一个计划，10月就如此的拖过了。
　　当我们南面的攻势正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门外，似乎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时，我们在北方却胶着不动，这实在使人很感到困惑。那是毫不足怪的，我的副官斯皮赫特中尉因为在司令部中无事可做，所以感到十分的闷气。我知道他的苦闷，就派到第170 师去参加涅瓦河的战斗。他在克里米亚时，也曾参加该师的战斗。这个可怜的孩子因为中途飞机失事而送了性命，我们在10月25日为他举行葬仪。他的死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尤其是我本人。我们再也不能听到他那种悦耳的笑声。我怎样可以丧失这个一直与我共患难的青年伙伴！在我的好伙伴纳格尔之后，在东线的战争中他在我的亲信人员中是第二个丧失生命的。在斯皮赫特的葬仪之前，我恰好要飞往最高统帅部去接受元帅的权杖。他若能与我一同前往，那该多好呀！
　　直到此时为止，希特勒对于我还是礼遇有加的，他对于第11集团军的部队在拉多加湖之战中的表现深表赞许。我就乘这个机会向他说明对于我们的步兵已经要求过度了。在东线上与俄国人这样顽强的敌人战斗时，我们的损失是注定了必然非常惨重，所以各步兵团必须经常使其迅速恢复实力，而决不可以延迟，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自从俄国战役开始以来，补充的兵员即从未能准时送到，所以步兵单位被迫常常要用不足额的兵力去进行战斗，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时间愈长，战斗部队的实力也就消磨得愈厉害。
　　现在我们知道，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国空军正在着手组织22个所谓“空军野战师”(Luftwaffe Field pision)，从这里可以抽出17万人来。这是毫不足怪的。戈林在其自己的领域中，一向是非常的阔绰，不仅是经费和设施是如此，在人力方面也是一样。空军有17万人可以抽调，这是老早就应该利用的剩余人力，自从不列颠之战以后，战略性空中战争的梦想实际上早已幻灭。
　　现在这17万人就准备集中编成空军的私房单位，来供地面战斗之用。因为空军有广大的人力范围可供选择。所以毫无疑问，这些师将会由第一等的军人所组成。若是在1941年的秋季中，能够用这些人员来补充陆军各师，使后者得以保持充足的战斗实力，则在1941-1942 年之间的冬季，许多危机也许就都可以平安渡过。但若把这些优秀部队在空军的结构中编成师，则可以说是一种岂有此理的愚行。他们将从哪里去获得必要的接近战斗训练和与其他部队合作的经验呢？他们从哪里去获得战斗经验呢？这是东线上最重要的东西。空军又从那里去寻找师长、团长和营长呢？
　　当我与希特勒谈话时，对于所有这些方面都曾加以详细的分析，不久以后，我又提出了一个备忘录请其注意。他很注意地听取我的意见，但却坚持说，他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作过了充分的考虑，所以决定不改变他的决定。不久以后，中央集团军群的前作战处长，曾经把戈林要求希特勒准许空军单独编师的理由讲给我听。这个人与希特勒的侍卫人员有深厚的友谊，所以深知各种内幕。戈林宣称他不能把他的部下交给陆军，因为他们都是在国社党的精神中培养长大的，而陆军中却还有牧师，而且陆军军官们都还是受到德帝国时代的传统支配。他早已告诉他的部下说，空军也必须牺牲，不应让陆军专美于前，这就是戈林说服希特勒的理由！

　　我们的列宁格勒任务现在快要告一结束。当我在文尼察(Vinnitsa)的时候，希特勒曾经说过我的司令部可能要移到中央集团军群所属的费特布斯克地区中，因为敌人正有在那里发动巨型攻势的迹象。假使真是如此，则我们的任务就是也发动一个攻势以对抗它。不过同时他又说，假使他和他的大本营若离开文尼察，则我将奉命指挥A 集团军群。自从李斯特元帅因为意见不合，而被无理由免职之后，希特勒又自兼这个集团军群总司令——就长期而言，这是一种不可能的安排。最奇怪的是他在当时对我所说的话。他说他希望明年能用一个摩托化的集团军群，从高加索直入近东！由此可知他对于全盘军事情况和其战略可能性，所具有的认识是如何不现实。
　　我在列宁格勒前线上的最后几天中，又遭到了一个极大的不幸。我的长子吉罗(Gero)战死了，这对于我的妻子、我本人和我的孩子们都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10月29日，他为祖国而殉难，他的职位为我的老18师第51装甲步兵团中的一个少尉。在我指挥之下的德国青年，捐躯殉国的人数是成千累万，所以对于这个纯粹个人的损失似乎不应在此提及。我的儿子牺牲生命与无数的其他德国青年是并无二致，对于他们的父母也一样。不过在我个人的回忆录中，对于一个捐躯殉国的儿子却应该有所记载。他正像许多其他同样殉国的青年人一样，永远生存在其亲人的心灵中。
　　我们的吉罗是1922年除夕出生的，20岁时就战死了。从出生起，他就是一个文弱的孩子。他幼年多病，仅赖我的妻子小心抚养，才使他的身体能够适合于作一个军人。因为多病，使他在童年中丧失了许多乐趣，但这也使他特别的变得少年老成，并决心排除一切困难，做生命所要他应做的一切事情。
　　吉罗是一个极可爱的孩子——老成，有思想，但却总是快乐的，1940年在高中毕业之后，他就表示志愿从军，并加入我自己所属的那一个兵种，步兵——在德国步兵被称为战场上的女王，因为有史以来，都是由步兵担负战斗的主责。不用说，我们做父母的人，很了解这种承继祖先遗业的愿望，但是我们却并无任何左右其对职业选择的意图。完全是因为血统的遗传，使他想做一个职业军官——在平时为德国青年的训练者，在战时则为其领导者。所以中学毕业之后，他就在李格尼兹加入了第51装甲步兵团。在1941年的夏季战役中，他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份在俄国境内作战。他升了下士，并因为与其他志愿人员救回了在巡逻中负伤的战友，而获得了铁十字勋章。1941年的秋季，他被送往军官学校受训，并于1942年的春季获得了军官的任命。
　　经过一场重病，休假回来之后，又重新到了他所热爱的团中，该团现在正在依尔门附近作战，由第16集团军指挥，但他前往报到时，曾经路过我的防区，那正是拉多加湖会战时，他在我的旅行车中小住一个短时间，以后在10月18日，当我到第16集团军司令部中去访问我的老友布希上将时，我又曾经和他见了一面。布希也曾邀请吉罗，于是我们父子、布希和我的副官斯皮赫特，一同在一起渡过了一个愉快的黄昏。几天之后，斯皮赫特就战死了。
　　1942年10月30日上午，在早晨情况报告已经送入之后，我的参谋长夏尔兹将军把这个坏消息告诉我，吉罗在前夜中为一颗俄国炸弹所炸死了。他是以营副的身份到前线传令而遭遇到不幸。
　　次日我们把这个亲爱的孩子埋在依尔门的岸上。第18装甲步兵师的克鲁格牧师在致词开始时说：“一位步兵少尉。”我的儿子应该是可以瞑目了。
　　在葬仪之后，我又飞回家去与我的老妻在一起过了几天，对于她而言，一向特别喜爱这个孩子。他幼年多病，曾经使我们伤了许多的脑筋。现在我们就把他的灵魂交付给上帝的手中。
　　吉罗像许多其他的德国青年一样的殉国了。当我还在李格尼兹时，第11集团军司令部就已经从列宁格勒移到了中央集团军群地区中的费特布斯克。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没有什么重要事件可以述叙。在尚未采取任何步骤对抗预料中的攻势之前，东线南端的情况又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务。
　　11月20日，我们奉命成立了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群”(Don Army Group)，指挥斯大林格勒两侧的地区。我正在与我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一同视察部队，由于一个地雷在我们的火车下面爆炸，所以中途耽搁了下来。在那个地区中到处都有游击队活动，旅行必须使用装甲车辆或有特殊保护的火车。
　　因为天气太坏不能飞行，我们在11月21日只好坐火车离开费特布斯克，中途又为地雷所阻。直到11月24日，那正是我的55岁诞辰，才达到了B 集团军群的司令部，我们的未来战区还是暂时由它负责的。我们在这里才知道第6 集团军和其附近第4 装甲集团军、第3 和第4 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情况。这些都留在斯大林格勒那一章中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