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对《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的论述。当黄仁宇描述着一场杂乱无章的古代战争时，难以置信的统计和控制之劣，近乎荒谬，远远偏离了我对智勇双全的先民的恭敬想象。黄把中国形容成一个庞大的以礼仪统治的国家，由天子和官僚作道德楷模，指引小民的生活，而管理则是模糊和杂乱的。具体到基层州县，政务中充满了模糊的统计数字和含糊夸大的文字报告。
　　再读时，这个论断的真实性在我的头脑里大打折扣。黄无疑夸大了道德规训（抄一个福柯的词哈）的力量，并低估了地方官对地方的控制——很难想象这个由庞大税收养活的王朝没有能力进行严格的税收，并把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力深植到地方。
　　===官僚体制：君子如何可以不党？！===
　　再读的亮点是关于官僚体制。根据黄的描述，庞大的文官集团并不象理想中的士大夫集团一样和衷共济、人人都是道德楷模。由于个人的力量相对整个体制（以及天子）的力量而言过于微小，为了寻求安全感，他们必须结成一些集团，谋取共同利益。讲到张居正时，黄说张的任人唯亲几乎是无从选择的，因为他面对数万人的官僚队伍，没办法考核和选择，只能选用自己了解的人。
　　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是政治谋生手段，是自保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综观中国的选官制度，从汉朝的“举孝廉”，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门阀世族子弟作官，再到隋唐的科举取士，只有加强了中央在体制中的权威，使每个人拥有同样的机会，在选官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力量的聚合现象，即一个个体不需要投靠一有力实体以在竞争中获得机会。但这只是选官阶段，只是仕途的门槛。
　　既已成为进士，有了公务员资格（当然，在考取公务员资格过程中，古往今来，作弊一直是屡见不鲜的超体制行动），今后在仕途上的发展、能否得到肥缺和升迁机会，其评价途径就不得而知了。在明朝，每六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考核，不任事的官员会被斥退或强迫退休。然而正面的褒奖从何而出？升迁的名单如何确定？想必不是件非常公开的事。就象今天的选民们并不知道也无从预测人大开过后有哪些新官上任。新闻联播里念名单的时候，我每每觉得他们是刚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大圣。
　　没有简明可操作（如科举一般）的程序，单个的官员永远是最弱势的群体。在混沌而充满风险和竞争的体制中寻求自保的最好方式，便是结党。虽然圣人说“君子不党”，但君子要想实现“治平”和“升官发财”的理想，不党恐怕是不成的。

　　中国历史奇妙就奇妙在，它是由无数轮回组成。惊人的相似性是最富戏剧性的内容。于是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党同伐异、相互攻击和权谋妥协，一其始终。台上投票握手，台下踢脚，表面上看波澜不惊，小民仍颂之为人民公仆，斗争是永远无从与闻的。
　　===鲁棒性？社会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到底来自哪里？===
　　黄认为中国官僚体制中，所依靠的道德缺乏约束，又没有良好的数字化管理，作为帝国真正主人的官僚集团内部存在无数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有明一代，在万历后期，官员便已看透了中枢势微，只需敷衍应付。那时候的皇帝也不懂搞整风或者三讲，于是官场不良风气如瘟疫般泛滥，贪污腐败风行，并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且庞大、历史悠久如我们的帝国，仅靠“惯性的作用”也可继续存活若干年月。
　　对这个关于危机和崩溃的故事，我存在深深的怀疑。据我的印象，没有哪个王朝的崩溃是由吏制腐败直接、或有极大相关性间接导致的。想来想去都是地方武装势力坐大和外族入侵的结果。即使是苏式唯物史观高唱赞歌的农民起义，也不过是起到了较大的助力而已。也没有听说哪个王朝的诞生，是因了清明高尚的吏治，谁都知道中国的开国皇帝，基本都是马上得天下，怎么也要打赢一场解放战争才能坐稳江山。而为了打仗而积蓄力量时，不可能广施仁政而不横征暴敛。
　　这就牵扯到一个中国社会的稳定性问题。在自动控制理论里面，听说有个叫做“鲁棒性”的东西，指的是某样东西的抗冲击能力、自我稳定力。吏治腐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到国体根基，社会体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吏治腐败、而保持自身的稳定性？
　　记得十几年前，天真的学长们走上大街，到处张贴标语如：“卖掉奔驰，还我钞票！”历史于是又一次证明，使中国社会保持稳定（或破坏它）的，不是百姓，而是控制着铁和血的“仕大夫”。
　　===黄仁宇VS.吴思===
　　黄显然把帝国的体制看得过于单薄了，更需要考虑到的是，体制的对立面是零散势单的无数愚民。除了以宣教方式起作用的一面，这个体制已经自发形成了某些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产生于制度的罅隙，是基于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无政府状态，用吴思的词，这些就是“潜规则”。

　　古往今来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相信中国是礼仪之邦，人人事事都尊制循礼。这种错觉掩住了无数双有穿透力的眼睛。
　　吴思把中国还原成一个暴力左右的社会，由一个个、一层层暴力集团统治。我认为，他用人类学的方法发现了“潜规则”，这一重大发现的意义对中国而言肯定超过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况且好象这个剩余价值也不是马克思最早发现的）。鲁迅曾经讲他一个朋友看史书，从字缝里只看出“吃人”两字，他和他的朋友都狂得很帅很有穿透力，偶很是心仪。
　　在以德治国的背后，是无数制度的缺乏和失去控制的现实，在那些空白的地方，滋生出基于达尔文理论的潜规则，实则这些潜规则才是支配中国社会结构运作的真正幕后老大。所以即使如黄氏笔下所描述的，万历皇帝因为立储问题与群臣交恶，消极怠工而使官僚机体败坏。整个帝国的真正规则，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从善恶性质讲，以前也好不到哪儿去）。万历的行为可能只会给规则的运行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
　　结党依旧，贪暴依旧，买官卖官依旧，上京开会上供跑官依旧，只是外部环境更宽松了而已。何况那时候交通不便，跑跑官也不会出车祸死在路上，想搞性贿赂也不用非得自己献身，成本实在低多了。形势一片大好。
　　===黄仁宇皈依韦伯===
　　黄的自传《黄河青山》，读过两遍，每次都是在他开始讲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打住，后面的数页曾帮我一次次入睡。这许是因为我更喜欢看作为国军军官的黄先生的故事。在抗战期间，读大学的黄投笔从戎，之后在中国南方的偏远地区打游击（游走也许更贴切），跟总部失去联络，带着一帮衣不蔽体的饥饿士兵在旷野中跋涉了半年。我猜想这段郁闷的经历给黄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人对军队和战斗的控制能力，使书生的他惊诧而至于忿恨。他所说的数字化管理，如果没记错，应出于马克斯·韦伯的“簿记式管理”，可以想象，脱下军装读博士的黄先生在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该是多么的兴奋。也不管韦伯所说的这个是公司管理，即使是与明朝同一时代的西欧国家的政府也不曾有过，何况中国？

　　（完全植根于西方土壤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不存在对应物的。资本主义从西欧产生，然后铺展到全世界。而所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是苏联五种社会模式的蹩脚注脚，围绕它的时间地点的争论，是一场多么搞笑的学术闹剧！它唯一的贡献就是养活了中国那么多历史学家，又是出书又是评职称又是开学术研讨会，开心得不亦乐乎！）
　　如果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所谓“数字化管理”来解释中国的朝代更替、帝国的崩溃过程，其荒谬程度可以与“关公战秦琼”比肩。更没法解释同样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清，又怎么存活数百年。（MD，封建又是个我不能容忍的伪命题。）
　　不是用历史去发现、质疑理论，而是将历史活生生地Yan割后去注解理论。这么不历史主义的观点，竟然出自一个大历史学家的手笔，而大一时的我还曾经那么崇信他。。。毕竟是个丫头片子啊。。。
　　===由此想到的中国学术===
　　吴思能发现潜规则，一定是从他对中国土匪，以及小民在乱世的生存选择的研究中获得的灵感。中国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就是制度的历史”，继而把制度局限在上层建筑范围，再缩小到对官制的研究，所以估计是没法象他这样独辟蹊径了。中国人的学术创新能力是怎样被束缚的，可以想象一下。
　　最近也在重读王小波的杂文，发现他也写过一篇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书评。关于这本书，王没什么高深见解，只是朴素地举了个反例。他说，中国要真用数目字管理，只能更糟——大跃进时，卫星上了天，经济和生产可是下了地。
　　不真正改变中国的机体运行环境和模式，生搬硬套来的东西全都靠不住。钱锺书说，西方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呵呵，是之谓也。
　　不管怎么说，〈万历十五年〉还是一部好书，因为我读的时候强烈愉悦，它带给我的启发层出不穷。作者读史的视角和纵横摆阖史料的能力真是太强了！批评他，我多少有点黄口小儿的感觉。不过关注经济时代，批评也是增长点啊——以此乱糟糟的文字向黄先生致敬。
　　有趣的是，2011年曾与中华书局此书的责编@西丰客人 兄一起吃海底捞，饭中并未聊到此书。现在看到此文和老兄的评论同在此书主页下，还真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