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犹如巨型蚁冢般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找一项工作不算什么难事，当然，我是说只要你不对工作的种类和内容过于挑剔的话。
　　开事务所时我与编辑工作打过相当多的交道，同时自己也写过一些零碎的文章，这个行业里也有几个熟人。因此，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来赚取一人用的生活费，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况且我原本就是个无须很多生活费的人。
　　我抽出手册，开始给几个人打电话，并且开门见山地询问有没有我力所能及的事做。我说自己因故闲居游荡了好长时间，而现在如果可能，还想做点事情。他们很快给我找来了好几件事。都不太难，基本都是为广告杂志或企业广告册写一些填空补白的小文章。说得保守一些，我写出的稿件，估计有一半毫无意义，对任何人都无济于事，纯属浪费纸张和墨水。但我什么也不想，几乎机械地做了一件又一件。起始工作量不大，一天做两个钟头，然后就去散步或看电影。着实看了很多电影。如此优哉游哉地快活了三个多月。不管怎么说，总算同社会发生了关系。想到这点，心头就一阵释然。
　　进入秋季不久，周围情况开始出现变化。事情骤然增多，房间里的电话响个不停，邮件也多了起来。为了洽谈工作，我见了许多人，一起吃饭。他们对我都满热情，说以后要多多找事给我。
　　原因很简单：我对工作从不挑挑拣拣，有事找到头上，便一个个先后接受下来。每次都保准按期完成，而且任何情况下都不口出怨言。字又写得漂亮，几乎无可挑剔。对别人疏漏的地方自己一丝不苟，稿费少点也不流露出任何不悦。例如凌晨2点半打电话来要求6点以前写出20页400格稿纸的文章（关于模拟式手表的特长，关于30～40岁女性的魅力，或者赫尔辛基街道——当然没有去过——的美景），我肯定5点半完成。若叫改写，也保证6点前交稿，博得好评也是理所当然的。
　　同扫雪工毫无二致。
　　每当下雪，我就把雪卓有成效地扫到路旁。
　　既无半点野心，又无一丝期望。来者不拒，并且有条不紊地快速处理妥当。坦率说来，我也并非没有想法，觉得大约是在浪费人生。不过，既然纸张和墨水遭到如此浪费，那么自己的人生被浪费一些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是我终于得出的结论。我们生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浪费是最大的美德。政治家称之为扩大内需，我辈称之为挥霍浪费，无非想法不同。不过同也罢、不同也罢，反正我们所处的社会就是如此。假如不够称心，那就只能去孟加拉或苏丹。

　　而我对孟加拉或苏丹无甚兴趣。
　　所以只好一味埋头工作。
　　不久，不仅广告杂志，一般性杂志也渐渐有事找来。不知何故，其中多是妇女刊物。于是我开始进行采访或现场报道。但较之广告杂志，作为工作这些也并非格外有趣。出于杂志性质，我采访的对象大半是演出界里的人。无论采访何人，回答都千篇一律，无不在预料之中。最滑稽的是有时候管理人首先把我叫去，叫我告诉他打算问什么问题。所以，其答话事先早已准备得滚瓜烂熟。一次采访17岁的女歌手，问话刚一超出规定的范围，旁边的管理人当即插话：“这是另外的问题，不能回答。”罢了罢了，我有时真的担心这女孩儿如果离开管理人，10月份的下个月是几月都不知道。这等名堂驾然算不得采访，但我还是竭尽全力。采访之前尽可能调查详细，想出几个别人不大会问及的问题，问话顺序上也再三斟酌。这样做，并非指望得到特别的好评或亲切的安慰。我之所以如此尽心竭力，只是因为这对我是最大的乐趣，是自我训练。我要将许久闲置未用的手指和大脑变本加厉地用于实际甚至无聊的——如果可能的话——事务处理上。
　　回归社会。
　　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这在我是从未曾体验过的。除几项固定的工作外，临时性事务也接踵而来。无人愿意接手的事肯定转到我这里，招惹是非的棘手事必然落到我头上。我在社会上的位置恰如郊外一个废车场，车一旦发生故障，人们就把它扔到我这里来，在人皆入梦的深夜。

　　由此之故，存折上的数字前所未有地膨胀起来，而又忙得无暇花费。于是我将那辆多病的车处理掉，从一个熟人手里低价买了一辆“雄狮”。型号是老了一点，但一来跑路不多，二来附带音响和空调，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乘这样的汽车。另外还搬了家，从距市中心较远的寓所迁至涩谷附近。窗前的高速公路是有点吵闹，但只要对这点不介意，这公寓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和好几个女孩子睡过觉，都是工作中结识的。
　　回归社会。
　　我知道自己可以和怎样的女孩儿睡，也知道能够和谁睡、不能够和谁睡，包皮括不应该和谁睡。年纪一大，这种事情自然了然于心，而且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适可而止。这是非常顺理成章而又开心惬意之事。谁都不受伤害，我也心安理得，没有心绞痛般的震颤。
　　和我关系最深的，仍是电话局那个女孩儿。同她是在年末一个晚会上相识的。双方都喝得大醉，谈笑之间，意气相投，便到我住处睡了。她头脑聪明，双腿十分诱人。两人乘那辆“雄狮”，出去到处兜风。兴之所至，她就打来电话，问能否过来困觉。关系发展到这般地步的，只她一个人。至于不能发展到什么地步，我知道，她也清楚。我们两人共同悄悄地拥有人生中某种类似过渡性的时间。它给我也带来一种久违了的静谧安然的朝朝暮暮。我们充满温情地相互拥抱，卿卿我我。我为她切菜做饭，双方交换生日礼物。一同去爵士俱乐部，喝鸡尾酒。而且从未有过口角，相互心领神会，知道对方的欲求。然而这关系还是戛然辄止，如同胶卷突然中断似的，一日之间便一切成为过去。
　　她的离去，给我带来意外大的失落感，很长时间里，心里一片空白。我哪里也没有去。别人纷纷告离，惟独我永无休止地滞留在延长了的过渡期里。现实又不现实的人生。
　　不过这并非是使我感到空虚怅惘的最主要原因。
　　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由衷地倾心于她。我是喜欢她，喜欢和她在一起。每次在一起我都能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刻，心里充满柔情。但最终我并未倾心于她。在她离开二四天后，我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是的，归根结底，她在我身旁，而我却在月球上。尽管我的侧腹感受着她乳房的爱抚，而我真心倾心的却是另外之物。

　　我花了4年时间才好歹恢复了自身存在的平衡性。对到手的工作，我一个个完成得干净利落，别人对我也报之以信赖。虽然为数不多，但还是有几人对我怀有类似好意的情感。然而不用说，仅仅这样并不够，绝对不够。一句话，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无非又回到了出发之地，如此而已。
　　就是说，我34岁时又重新返回始发站，那么，以后该怎么办呢？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这用不着考虑，应该做什么，一开始就很清楚，其结论很早以前就如一块固体阴云，劈头盖脑地悬浮在我的头顶。问题不过是我下不了决心将其付诸实施，而日复一日地拖延下去。去海豚宾馆，那里即是始发站。
　　我必须在那里见到她，见到那个将我引入海豚宾馆的当高级妓女的女孩儿。因为喜喜现在正在寻求我（读者需要她有个名字，哪怕出于权宜之计。她的名字叫喜喜。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详情下面再说，眼下先给她这样一个名字。她是喜喜。至少在某个奇妙而狭小的天地里被这样称呼过），而且她掌握着开启始发站之门的钥匙。我必须再次把她叫回这个房间，叫回这一旦走出便不至于返回的房间。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但反正得试一试，别无选择。新的循环将由此开始。
　　我打点行装，十万火急地把期限逼近的约稿——处理完毕，随后把预约表上的下个月工作全部推掉。我打电话给他们，说家里有事，不得不离开东京一个月。有几个编辑喃喃抱怨了几句，但一来我这样做是第一次，二来日程还早得很，他们完全来得及寻找补救办法，于是他们都答应下来。我告诉他们，一个月后准时回来效力。接着，乘机向北海道飞去。这是1983年3月初的事。
　　当然，这次脱离战场，时间并不止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