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龙庆还没有睡。屋里没有点灯。这倒不是为了省两个煤油钱，主要是眼睛痛，畏光。他坐在他家惟一的一只破靠椅里，怀里抱着个竹烘笼儿，闭目沉思。
　　公社的干部，这些年来对这位久经考验而又饱经风霜的基层干部抱有一种难以改变的成见，都认为他是个和事佬，缺乏斗争性，还多少有点糊里糊涂。其实不然。他是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过日子，表面糊涂，心里可明白着呢！喜欢他的社员们都说他是假装糊涂，心正！
　　去年批林批孔运动一来，好家伙！金东水突然成了全公社支部书记的“典型”！不论什么运动，谁要当上了“典型”，那可不好玩的。老金被宣布“停职检查”，公社党委决定让大队长龙庆做“代理支书”。他心里好苦！他对公社领导说心里话：“老金他反对大寨式评工记分，复辟三包一奖，这个罪也有我一份呢，我俩商量过来的。如今你们这样一降一升，别人不说是我有野心整他下台么！……后人也要骂我！”他坚决不当代理支书。后来，要不是金东水私下对他说：“事已至此，我斗不过人家，是得下台。你就应承了这个差事吧，要不，支部的大权落到姓郑的人手上，葫芦坝的老百姓可就苦啦！”这样他才担任起这个职务来。遇着什么大事，他还常去找老金先商量个谱子。有一回，老金开玩笑说：“你搞两面政权。”他不懂什么叫“两面政权”，便在一次干部会说：“我们现在要搞‘两面政权’，多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自那以后，郑百如那派的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维持会长”。他也不明白这“维持会长”是个什么样等级的“干部”。
　　好在他这样“维持”着，葫芦坝的生产才保着一个起码水平：说好，好不了，减一点产也不多，包括他龙庆本人在内的大多数庄户人家的日子过得紧绷绷的，“农闲吃稀，农忙也吃稀”；要说坏吧，也不见得坏到哪里去，地里虽然耕作粗放，杂草和庄稼苗一齐长，然而也还没有一片一片地丢荒。耳鼓山和葫芦坝多年就是两个“对手赛”的单位，而人家耳鼓山的集体和个人早已搞得仓满囤流了，葫芦坝呢，这两年一到冬春就得靠吃国家“救济”。对这一点，社员们埋着一肚子怨气，龙庆何尝又不埋怨？只是他觉得自己不贪不占，秉公正直两袖清风，社员缺吃的，他不也缺煮的，真是同甘共苦！这样一想，他也就暂时地觉得心安理得了。
　　今天夜里他可没有去想以上那些事情，他在考虑著明后天的工作安排。摆在眼面前的一桩工作是：工作组就要来了。而急着要办的事有两件：一是落实一个住处，工作组要有一个吃的、住的、办公事的地方；其次就是主持召开一个全体干部会议，把所有的大队小队干部一一介绍给工作组。然后，他龙庆就听工作组安排了，像每次的运动一样，工作组来了，他就“靠边站”。对，他从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凡是已经成为惯例的事，都是“理所当然”嘛！

　　在工作组住哪里才合适些这个主要问题上，龙庆代理支书的思想从桑园坝到梨树坪，从东到西把整个葫芦坝的庄稼人户接个挨个地考虑了一遍，此刻，他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到许茂老汉那个带石头院墙、种着满园花草的草房院子里了。那儿整洁，宽敞、明亮。主要是，许家人丁少空着的房间就有两三间；更重要的还有，许茂家的生活——也就是饮食，比起别的农家来，多少要像样一些；虽然许茂老汉也吃得俭省，然而“底子”比人家厚实得多。
　　“对，对，就这样办。”他喃喃自语着。
　　龙家的守门狗在门外的田埂上“汪汪”叫了几声，向主人报告：有人往这边走来了。
　　葫芦坝冬天的夜晚静得出奇，庄稼人多数是不在黑夜里互相串门的，除非为着火烧眉毛的急事。有的人，为着人民的利益或别的利益，在这寒风飕飕的夜里还在田野奔走：有的人则纯全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出门，而迟迟忘返；有的人却又仅仅是心里有什么话亟待向什么人说一说，真是“不吐不快”，简直不能等到明天，为这个目的甚至于不顾可能遇到闲言闲语、讽刺打击！……今天夜里，葫芦坝阡陌纵横的田野，笼罩在深蓝色的夜幕之中，小草儿已经枯了的田埂路上，正有那么些人在奔走着。
　　这会儿朝着代理支书的草屋走来的是个精神勃勃的青年，淡淡的月光倾泻在他的宽厚结实的肩膀上。他名叫吴昌全，葫芦坝第四生产队的会计，太平镇区级中学毕业的高中生。要不是这些年废除了前些年那种考试制度，他完全可以凭着自己优异的才学，考进某个高等学府去钻研他喜爱的无线电专业，而不会出现在长着红花草和小麦的田野上。他家里如今只有一个母亲了，母子俩在葫芦坝上所有被人敬仰的正派人物中间是最受尊崇者。要是今夜的月光再亮一些，就能看得清楚他那方正、英俊的容貌，以及脸上那种诚恳的腼腆得叫人放心的神情。这种青年，如果你问他个人的理想是什么？他一定答不上来；然而你千万不要因他的语言迟钝而失掉了对他的兴趣。他会用他那种朝朝暮暮、持之以恒的无言的劳动回答你：他是生活的真正的主人！自从高中毕业回乡以后，他没有片刻的迟疑，立即就投身在田野里，而且很快地便对农业科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热爱。第一年，他在他们四队科研小组的试验地里使用“九二○”激素喷射棉花，减少落花落铃、创造了高产以后，给他对未来农村生活的幻想涂上了极为鲜丽的色彩。他满怀激情自个儿在肚里思忖着：在这社会主义的土地上，用科学的方法生产，葫芦坝的乡亲们还会缺吃少穿么！……小伙子在葫芦坝上抓住了通向未来生活的门环，决心用脑子和肩膀、知识和气力闯进那个目前还对葫芦坝紧闭着的科学的大门。如今他的科研组那片小小的园地，已经成了葫芦坝上一颗明珠，吸引着大多数的年轻人，也使那些懂庄稼经的老汉们大大地吃惊。金子放在金盘子里，不显得怎么样，然而，把金子放在泥土上，它就立即闪光耀眼了。我们的吴昌全在葫芦坝上，正是一块真金子！

　　龙庆高高兴兴地迎接着这位受人敬重的农村知识分子，把惟一的破旧靠椅让给昌全，自己在一条木头凳上坐下来。
　　“三娃，快把灯盏点起！”代理支书高声向着隔壁叫喊，有一个少年立即应声过来，划着火柴，点燃了方桌上的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儿。
　　“怎么样？”龙庆先开口，“你们那些治棉花蚜虫的‘金小蜂’，该没有冷死吧？……哎，我的眼睛痛，有几天没到你们四队去了。”
　　吴昌全凑过去看了看龙庆的病眼，真诚而体贴地说：“龙二叔，你熬夜熬多了。”
　　龙庆承认着，同时朴充道：“还有，火大，医生说，虚火上攻！”
　　“是么？少熬点夜，将息几天，调剂一下才容易好。”
　　“不容易！恐怕要痛七七四十九天才得松活。”
　　昌全善意地笑了，问：“为啥要四十九天？”
　　“我今年四十九岁。”
　　“哈哈哈……”年轻人对于龙庆的不科学的解释，感到好笑，但笑的一点没有轻慢的意思。
　　“害病也是一种‘矛盾’，内部某些方面失调，不平衡，局外部环境的矛盾就会激化，于是，身体的某一部分就出现病态来了……”吴昌全给代理盘书讲起“病理学”来。讲着讲着，龙庆居然觉得自己似乎也懂得这个道理了，他不住地点头，嘴里乐呵呵笑着。
　　但是，葫芦坝第四生产队的会计，今晚不是为着讲“矛盾论”、“病理学”来的。他来询问一件有关决算工作上的事儿，晚饭时候，郑百如特地去他家通知他明天到大队集中清理全年粮食账目，说是“千方百计，非得‘跨纲要’不可！”郑百如告诉了小伙子一些“跨纲要”的办法：“比如说，社员分回家去的水谷子，原来打的七成，如今提高一点，算个八九成；又比如，社员们一年四季分回家的粮食蒿秆，一捆麦草把儿里边难道没有一斤二斤小麦？谷草里不是也有没打净的谷子么？……这样算下来，今年葫芦坝粮食过纲要是没有问题的！……”吴昌全不明白郑百如为什么要在决算工作已经快结束的时候兴这个花样。他紧张地问龙庆：

　　“这是上边的精神么？”
　　“不是。上边没有这个精神。”
　　吴昌全稍稍松了一口气，说：“不是上级来的精神，我就放心了。我妈说，如果真像郑百如说的，是‘上级’叫这样子的，那，可真是一场大祸害哩！”
　　然而龙庆却暗暗地倒抽了一口冷气，假如这桩背时主意真是“上边”想出来，布置下来的，那么，龙庆他不会紧张到如此地步。正如葫芦坝几年来推行的“工分一年一评”的办法。他明知这是个从根根上破坏葫芦坝农业生产的背时主意，但因为那是“上级”叫干的，减了产，他问心无愧。可是，如今郑百如布置的这个“跨纲要”的花样，并不是上级叫干的呀！葫芦坝搞这种虚虚假假的事，他这个代理支书的责任可就重大了。将来要是群众反对，上级检查，郑百如一口赖掉，祸事不都在他龙庆身上了！……龙庆心中暗喑叫苦。
　　“郑百如是副支书、大队会计，这些事他和你都商量过没有啊？”昌全问道。
　　龙庆摆着手说：“没有，连信都没有给我带一个呢。”
　　“这太不像话了！”年轻人忿然说道，“难道产量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是靠算盘上‘算’出来的么？这是欺骗自己。反正我们四队不得干！今年没跨纲要么。明年好好干，争取跨过去嘛！”
　　纯洁得像一张白纸的小伙子，面对复杂纷纭的政治生活，还缺少着一个心眼呢。你为啥不往深处看啊！
　　“好了，我回去了，”吴昌全站起身来告辞，并补充道：“我特地为这事来问一问的。”
　　龙庆没有挽留他。送出了这位刚正不阿的青年以后，“扑”的一声吹灭了灯火，坐回到他的破靠椅里，心悸地继续沉思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