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灵帝中平元年（黄巾乱起）到东汉晋恭帝元熙元年（晋亡），这二百年间，死个把人，本来不算得什么一回事的。汉桓帝时，已经“京师廨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到了东晋初年，“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鄢陵旧五六万户，今裁有数百。”这是怎样一个大修罗场！但史家好像不十分关心这些人的死活，只有几个女人的死，倒大书特书给后人以很深刻的印象。文人给当局开刀，自黄祖杀祢正平始，曹操跟着他把那个多嘴的孔融杀掉了，曹丕又杀了许多文人，要不是看同胞手足之情，连曹植也几乎不能免。（其实同胞手足，曹丕也不十分管：任城王就给曹丕弄死的。）三国末年，那几个大名士，司马懿杀了两个─—夏侯玄和何宴，司马昭也杀了—个─—嵇康，他们的罪状大致是相同的，不孝。可是臧荣绪在《晋书·阮籍传》上说：“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事，遂酣饮为常。……锺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倒是真话，我门都知道曹操、曹丕、司马懿、司马昭，他们自己也并不是忠臣孝子；以“不孝”杀那些名士，不过是个托词。
　　有人问：曹操、司马懿，为什么一定要把文人来开刀呢？我们先找几件外国的故事来谈谈：希腊那么一个标榜自由的民族，为什么容不得苏格拉底那个大哲人多活几年呢？苏格拉底死的时候，已经71岁，迟早就要死的了；希腊人就有那么急性非赶紧解决这个人不可。苏格拉底原没有什么大罪过，只是逢人诘问，引起青年们对于现状的怀疑，使希腊人不再醉生梦死下去；所以控诉他的那三个人，梅利多斯（Meletus）等，说他“否认国家所承认的神们，另外倡道新神，使雅典青年腐败。”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法国大革命时候的人物，我们中国人最熟知的有一位罗兰夫人；她临死时候，对着自由神的石像说：“自由呀！自由呀！世人不知借你的美名，犯了多少罪恶！”她的丈夫听到她被杀的消息，也当天自杀了；身边留一小纸条，说：“但愿通国厌弃这种残杀无辜的罪恶，回过头来，发现真正人道罢！”他们夫妇俩都有欢喜教训别人的脾气，至死不悟！魏晋间文人，大概也害了这种多嘴的毛病的，什么事都要说出一番长长短短的道理，甚至有对黄巾去诵《孝经》的；“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谁耐烦听你的噜苏呢？我们读嵇康写给山巨源的信，就觉得可笑：什么“七不堪”，什么“二不可”，无非惹人头痛，因而送上断头台。这种毛病，连所谓田园诗人陶渊明都不能免，（诸如《杂诗》、《拟古》、《读山海经》诸篇，字里行间，都有愤激不平之气存在着。）更无论其他文人了。文人不得善终，在某种情形下，也可说是命定的！
　　他们躲避这现实的方法，我们看来颇有点幽默。在他们之间，时兴三部古书，《老子》、《庄子》和《周易》，《老子》、《庄子》都是教人回到浑噩无是非无差别的境界去的，“未尝先人，而尝随人；人皆取实，已独取虚；人皆求福，己独曲全。”如不知人心如镜，一到虚静界，什么隐秘，更看得清清楚楚；反不如在势利场中鬼混，真能昏天黑地，不见天日。这样，他们想在老庄哲学中找到安身立命的隐蔽处，如果，更把是非看得分明，更不能安身立命。他们第二种躲避现实的方法是“饮酒”，司马昭要替司马师求婚于阮籍，阮籍一醉 60 日，使来使无从开口。以酒醉来躲避，只有这一次是有实效的。后来司马炎让九锡，公卿大夫要一力劝进；那篇劝进文，奉命非要阮籍动笔不可。阮籍也想借酒醉来躲避，毕竟不可能；只得就案写成，让来使抄了去。大概嵇康也不大赞成阮籍的办法，所以说：“阮嗣宗，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因为如嵇康那样性格的人，喝醉了酒，方会静默下去；阮嗣宗本是“与物无伤”的，酒后反常，会惹些是非也未可知呢！第三种躲避现实的方法，是入山修道，学做神仙。可是修道愈有功夫，说起话来愈是刻毒。那位隐在苏门山的孙登，老实不客气，就说嵇康“才多识寡，不得善终”；好在嵇康并不是得君行道的人，否则孙登自己也就要不得善终的了。魏晋文人种种自己麻醉自己躲避的方法，都不见实效，只能如驼鸟一样，把头钻在树林里，当作自己已经躲起来了，让猎人捉了去拿去宰割。
　　东晋以后，佛家的思想传播过来了，释迦的教义代替了老庄的教义。第一等聪明人，大都出家做和尚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有大法事可做，不必和现实混在一起，才是真正的躲避起来。并且在另外一个世界，对于人间世的种种一切，都有从头来过的公平正直的总算帐，那一切愤愤不平之气，自然而然地沉寂下去。所以要躲避现实，单靠自己麻醉是难得见效的，最要紧的要如佛家一样能有另一乾坤可去，不过天堂、灵魂、来世等等，在现在，已经给科学打得粉碎了；我们要构成另一世界，却不十分容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