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的能力可通过训练获得
　　与逻辑相比，日本自古以来更重视的是揣摩别人的心理，共有同一片天地的人们，他们的呼吸要和谐，配合要默契。比如他们会突然提出诸如“怎么样了”或“那件事……”之类的问题，请对方作出正确的回答。如果只是为了在“自己人”这个狭窄的范围内达到交流的目的，这种方法毫无问题，但有人把它当作日本人的美德和常识，这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可能有人会反驳说：“没有那种顽固不化的商人”，而实际上这样的商人很多。
　　成为常识与经验之奴隶者，他们其实也在寻求与周围人的和谐一致。换言之，自己所得出的正确答案虽然有精彩与平庸之分，但大家都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强迫别人听从。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涌现出谨慎地执行上司命令的“操作员”，却难以出现打破惯例和常识的“创新者”以及能够与世界一流选手平等讨论问题的“全球选手”。
　　30多年前，我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名为《恶魔的循环》（明文社，新版书为新潮社出版），副标题为“对于日本人依赖之物的看法与想法”。不少日本人依赖别人的想法和公司的方针，自己却不去思考，也不去兴办事业。我在书中指出，他们机警地观察周围人的一举一动，随声附和，以求步伐一致，这种习性今后将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此后，我在另一本名为《提问的能力》（文艺春秋）的书中，对于通过自己的能力思考、提问并找到答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我的意图呢？
　　日本人讨论问题的能力相对低下，这只要看看屡战屡败的日本外交便可一目了然。只要出现问题，日本外交的负责人便立刻从旁观察美国的反应，事无巨细地赞同并追随美国，讨论与谈判往往形同虚设。总之，日本的问题在于讨论问题缺乏逻辑性。不遵守平壤宣言，而面对北朝鲜“把日本变成火海”的恐吓，却依然实行“人道援助”，这种逻辑是不应该出现在外交之上的。我们不得不说，日本在外交上缺乏保护自己国家利益的气魄，以及以此为目的进行逻辑思考与谈判的能力。日本伪装成和美国正在度“蜜月”，而实际上是在单方面地遵从美国的逻辑。

　　在日本的经济力量被认为世界最强的那段时期，美国在钢铁、半导体、电视和汽车等日本主要的产业上对日本发起猛烈的攻击，时而声称日美之间的贸易不均衡，时而打出COCOM（CoordinatingCommitteeforExporttoCommunistArea多国出口协调委员会）的盾牌，时而又搬出反托拉斯法。此外，在专利纠纷上，美国采用向最早的发明者授予专利的方法，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日本与其他国家采用的向最早申请者授予专利的方法。
　　日本政府亲自控制强势产业，保护国际竞争力较弱的产业，这种做法会使日本的国力减弱，这在当时便显而易见。日本政府之所以这样做，其原因在于缺乏逻辑思考与逻辑交流的能力。政府早就知道自己在力量均衡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它的任务是想办法改变这一情况，但由于政府缺乏讨论问题的能力，也就是通过逻辑分析，从可能考虑到的几种选择中找到最佳方案并制定战术和战略的能力，因此只能走条捷径，即追随美国并听从国民片面的说法。
　　在日本的商业界，具备国际通用的逻辑思考与逻辑交流能力的人才也并不多。能够占据全球经济的一角并与全球企业平等竞争的企业人屈指可数，如小林阳太郎先生、小笠原敏晶先生，此外还有已经故去的服部一郎先生和盛田昭夫先生等。他们在自己的企业品牌受到世界好评之前，便已具备了这种能力。如今，偶尔出现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言的年轻人，但考虑到日本经济的规模，不得不说这样的人才太少了。

　　无论是政界还是产业界，都在逐渐更新换代。有人认为，在欧美接受过教育的一代年轻人在第一线积累一些实际经验，自然会成长为能够在理论领域讨论问题的人才。我认为，这种想法未免有些轻率。因为肩负着日本未来重任的一代，他们的学习能力，即讨论问题必不可少的“基础能力”正在逐年下降。日本曾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排行榜中居首位，六年前便已降到了第十三名。中国与俄国为第一名，第二名之后都是些新兴的国家。日本政治家曾经嘲笑美国的教育环境简陋，但现实情况是，美国位于第十名，日本则排在美国的后面。
　　各国托福的平均分，日本在亚洲主要国家中排第十名。这并不是日本人“不争气”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虽然日本政府部分承认了宽松教育政策的失败，但丧失了基础学习能力，便无法期待它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强大的实力。
　　美国的商业学校中如果有日本人入学，班级的整体水平便会下降。我自己站在讲台上也切身感到日本人的平均智力水平明显地低下。这并不是说日本人缺少知识。他们致命的弱点在于不具备提问与发言的能力。在班级讨论中的表现占成绩的很大比例，在这一现状下，问题便凸现出来。正如盛田昭夫先生在《日本制造》（朝日新闻社）一书中所指出的，在公众场合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迅速理解别人发表的意见并就这一意见展开讨论，这是日本人非常不擅长的。在商业学校的学习中，日本人使班级水平下降，是因为真正参加讨论的日本学生太少的缘故。
　　在日本，大家很少有机会参与世界水平的讨论。从举办国际会议的次数来看，东京显然比同等规模的欧美城市要少，连新加坡也远远不及，甚至比远在南半球的悉尼还要少。日本国内外都没有形成提高讨论能力的环境，这种状况非常令人遗憾。

　　然而，讨论的能力与先见能力和构思能力不同，讨论问题所必不可少的能力与素质，我们有可能通过后天的学习而获得，而且无论我们从何时开始练习，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回到上述美国商业学校的例子，那种讨论可能会让人感到很有压力，不过，通过两年的学习，日本学员的逻辑思考与逻辑交流的能力都得到了锻炼，两年后，在研究生院的课程即将结业之际，他们也能够参加班级的讨论了。总之，由于在日本社会中讨论的能力难以提高，因此，尽管与各国学员相比，日本人的能力并不低下，但日本整体却居于世界末流水平。如果改变环境，给与日本人机会，日本社会将会涌现出更多的人才，他们能够与身经百战的商业人士进行讨论。
　　麦肯锡从很早开始就具备这种环境。在国籍、经历、年龄与性别各异的人们汇集一处的环境中，大家只有在逻辑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交流。无论从事多大规模的项目，工作中缺乏逻辑的咨询顾问都是不受人尊敬的，这样的人早晚会离开。我原来是工程师，进入麦肯锡之初，并未掌握讨论的能力。锻炼了我这种能力的正是环境，是高度紧张的在职培训。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顾客在企业中的地位都是最高的。他们的机会成本非常高，如果不能通过讨论提供高于他们机会成本的价值，咨询顾问便没有理由再存在下去。
　　这种压力促使大家学习，锻炼自己逻辑思考与逻辑交流的能力，通过讨论，不断给企业带来收益。日本企业是否也能在这种良性循环中发展呢？